二、入关后太祖朝实录的改写和重修
    清入关后，多尔衮以摄政王执掌顺治朝大权，军政事务一人专擅。而《太祖武皇帝实录》对多尔衮生母乌拉纳喇氏的记载为："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等等，这很难为处于权势颠峰状况下的多尔衮所堪容忍，于是，"令大学士刚林等削书其母殉葬时事"。（16）顺治七年，多尔衮逝世，次年二月即被议为篡逆大罪，闰二月，案情牵连刚林，罪名之一即是"睿王（多尔衮）取阅太祖实录，令削去伊母事，遂与范文程、祁充格同抹去"。（17）结果刚林、祁充格被处死，范文程也受惩处。顺治九年正月，清廷又开馆纂修《清太宗实录》，被刚林等删改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很可能就在《清太宗实录》馆内被恢复原文并重新缮写，故顺治十二年黄机的奏言中有"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18）的混一说法。今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四卷本，纸色、纸质、字体、装潢等均与顺治本《清太宗实录》相同，（19）可证其皆由同一史馆同一时期缮写而成。顺治朝重缮本基本忠于入关前原本的内容，即使字句的明显违碍或不妥之处亦未更改，如直书太祖之父、祖及皇后名讳、称清太宗为"天聪皇帝"等等。不过，原书形式已变，书名标写的清太宗生母谥号已被取消。
    至康熙朝，继重修《清太宗实录》基本完成之后，即着手重修太祖朝实录，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大学士勒德洪等奏曰："臣等查得崇德元年十一月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等将修完太祖高皇帝满、汉、蒙古字实录进呈讫。今臣等恭阅太祖高皇帝实录，（按：此时清太祖已改谥为'高皇帝'，故作此称）未有御制序文及进呈表文、凡例、目录，至文字等项，俱与实录体式不符。兹太宗实录告成，进呈御览一部已经缮完，应俟收贮皇史宬及臣衙门库内二部缮写完日，将太祖高皇帝实录照太宗实录体式，恭加重修。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奉旨：是，应行事宜，该部议奏。"（20）太祖朝实录的重修即从康熙二十一年始，据清圣祖御撰序，成书时间应为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按照康熙朝对清太祖新增改的谥号，称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后简称《太祖高皇帝实录》）。
    康熙朝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与入关前《太祖武皇帝实录》相比，面目已彻底改观。第一，纂修体例成熟，御制序、凡例、目录、进书表、修纂官职名等一应俱全，列于书首。文中统一了年月日书法，日期皆系以干支，人名、地名的翻译已趋于文雅，避讳了帝、后之名，对清太祖一律书之为"上"，这些都符合了实录纂修的通例。但是，为了追求体例上的整齐划一，竟将原来记事有年而无月、日者，一律明文题作是年正月朔，有年月而无日期者，一律写为该月朔日。这样，记事日期虽年月日齐备，但却真伪混淆，难以据信。第二，重修本对史事的隐讳、文饰十分周密，诸如取消对明朝的恭敬之词，所有"大明"字样全部改为"明国"；删去天命四年攻克开原后"毁其城郭，焚公廨并民间房屋"的记述；删去大福金殉死中的被逼迫的情节等等，皆为明显的隐没史实之处。在记事中，对清太祖的粉饰尤为过甚，《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戊午年（1618）四月记有太祖"颁攻战之策"，康熙重修本遂改为"上颁训习兵法书于统兵贝勒诸臣"。（21）这样，原来的只言片语就变成了"兵法书"，不仅清太祖本人得到妆扮，更掩饰了当时的文化落后状况。不仅如此，重修本还增加了清太祖的多条谕旨，全书内容也增至十卷。而清太祖的各条谕旨都被润色得文词优雅、说理详密，使清太祖显得有学有识，如此严重地歪曲历史真相，实古来少见。
    对康熙朝纂修的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雍正年间又进行了字句的校订。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言："三朝实录内人名地名字句，与《圣祖仁皇帝实录》未曾划一，清派满汉大臣率同简选翰林官员，重加校对，敬谨缮录，用垂万世"。（22）得到清世宗旨准，于是对包括《太祖高皇帝实录》在内的三朝实录全面地予以校订，这是《清太祖实录》的最后定型工作，校订方法是"凡有前后互异应行酌改字样，用签标出，陆续恭呈御览，伏候饮定，敬谨缮写尊藏。"（23）这次校订三朝实录，至乾隆四年十二月才全部告成。清内阁大库存实录馆奏折档有云："又查前明纂修实录告成后，有蕉园焚稿之例，今三朝实录、圣训各本，即另为缮写，俟进呈典礼告竣后，请照例将旧本捧赴蕉园恭焚，为此谨奏请旨。于隆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奏。本日奉旨：是，依议。"（24）说明康熙朝所成三朝实录定本已于乾隆四年焚毁，现国内外流传的康熙本三朝实录皆系康熙时纂修实录过程中的稿本。早在三十年代，方甦生已揭此说，并以幸存的康熙朝满文小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为进呈御览本，因存于他处免遭焚毁）对勘雍乾校订之本，发现载事上并无不同内容。（25）可见雍正朝开始的校订工作，只限于人名、地名译音用字的统一及文句的划一，未作内容上的增删修改，至今学术界往往侈谈三朝实录乾隆本与康熙本内容的不同，恐皆未查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