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隆朝绘写《满洲实录》的起因和方法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大学士于敏中等奏："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图中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并轮派懋勤殿行走翰林一人入直，照料收发。"（26）此即绘写《满洲实录》之始。这次绘写成书二份，一存于上书房，一存于盛京。迨至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清高宗又指示："开国实录，著八阿哥传原写清、汉、蒙古字各员，敬谨再缮一分，并著门应兆照旧绘图。"（27）这第三份《满洲实录》，成书后存于避暑山庄。
    绘写《满洲实录》，不是一项孤立的纂辑书史活动。自康熙朝修成《太祖高皇帝实录》，原《太祖武皇帝实录》被存置乾清宫中，渐已无人过问，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设立，全国性征集图书工作业已开展，可以想见，宫中藏书也必然予以清理，《太祖武皇帝实录》才又受到重视，这一年，清高宗敕修《皇清开国方略》，即以《太祖武皇帝实录》为主要史料依据。据《御制开国方略联句》（28）注释称："编纂'方略'，皆本于'开国实录'，盖崇德元年辑，文直事核，足资垂信"。可见纂修《皇清开国方略》与发现所谓"开国实录"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篡修《皇清开国方略》还有更大的政治动机，即清高宗所说的欲使其万世子孙观此书"动心落泪、深思永念，以敬天命、守祖基，兢兢业业，惧循环治乱之几。"（29）由纂修《皇清开国方略》始，清廷还进行一系列的重理开国史活动，例如重新缮录《满文老档》、绘制《盛京事迹图》、编撰《满洲源流考》等等。绘写《满洲实录》只是这场活动的其中之一。
    重理开国史活动，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乾隆中期，清朝的专制统治虽然达于鼎盛，但社会矛盾也逐渐积累，尤使统治者忧虑的是满洲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愈形显著。如何重振满洲旧时的勇武、淳朴之风，是清高宗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他屡次告诫满人要"恪守满洲旧习"，（30）强调"骑射系满洲本业"，（31）反对沾染汉人浮文虚饰之习。于是，除了其他措施之外，还企图通过重理开国历史，使皇室及满洲贵族子弟不忘祖宗创业艰难、保持入关前传统，激发起自觉地维护清廷统治的意气。出于这种宗旨，在乾隆朝的这次重理开国历史之际，便不象康熙朝那样竭力将清太祖言行粉饰得十分文雅，而更着意于突出勇武淳朴之风，以契合于强调保持满洲旧俗的政治需要，故入关前的《太祖武皇帝实录》被赞为"文直事核，足资垂信"，反而冷落了已作为定本的《清太祖实录》。这种反朴还真的现象，是清廷对待太祖朝史料、史籍态度的一大转变。
    重新绘写的《满洲实录》以满、汉、蒙古三种字体分栏书写，并照原图重绘图画八十三幅，四体合一，分为八卷。其中汉文部分与今传顺治缮录本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两相对照，（32）内容基本一致，但《满洲实录》的文句也有所修改，这表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人名、地名等译音用字的更改。如地名"黑秃阿喇"改为"赫图阿拉"，部落名"兀喇国"改这"乌拉国"、"夜黑国"改为"叶赫国"，人名"里革兔"改为"卓里克图"、"虎儿憨虾"改为"扈尔汉辖"等等，俯拾皆是。这种改"鄙字"为雅字之举，是乾隆年间的一贯作法。
    第二，对入关后极为忌讳的词句予以修改。例如：《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每提到明朝，都写作"大明"，在《满洲实录》中都改成"明国"。天命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提出与明朝议和条件中有"再将我原赏及抚顺所原有敕书五百道，并开原所有敕书千道，皆赐吾兵。"这表明努尔哈赤是将明朝给予的财物视为赏赐，承认对明朝的隶属地位。在《满洲实录》中则将"原赏"改为"岁币"，予以文饰。天命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记述朝鲜来信的内容，《太祖武皇帝实录》忠于原文，其中有"吾二国地土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等语。在《满洲实录》中则改为"吾二国地土相连，明国与吾二国至今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删去了"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的语意。这类改动尚有多处，不一一列举。
    第三，文字作润色性修改。如《太祖武皇帝实录》叙述多尔衮母大福金乌拉纳喇氏被迫殉死事，称其"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满洲实录》删去"饶丰姿"，可能是考虑到实录中描绘皇妃容貌有失雅正。记努尔哈赤逝世后，"群臣轮班以肩帝柩"，《满洲实录》将之改为"群臣更番舁奉"，则只是文字上的修饰。诸如此类，散见于全书亦有多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修饰只限于《满洲实录》的汉文部分，满文部分则一仍其旧。例如：满文部分所有将明朝称为"大明"之处，皆未更改，卷五载努尔哈赤的议和条件，仍写有"mini fe sang"，（33）即为"我的原赏"之意；同卷载朝鲜来信，亦写有"daiming gurun be han muse juwe gurun anban seme"，（34）即为"大明国是君，我们两国称臣"之意；卷八关于大福金殉死事，仍写有"banin fiyan saikan"，（35）即为"容姿美丽"之意，自可译为"饶丰姿"。
    《满洲实录》的满文部分（蒙古文亦然）未加修改，这是因为乾隆四十四年绘写这部实录时，本意仅在于保存入关前的这份史籍文献，故只派几名内阁中书在南书房缮录，未设立馆局，亦未派遣重要官员主持其事。内阁中书职位较低，无权擅作修改，也不负有修改之责，故满文部分一仍其旧。但是，为什么汉文部分却被更改了呢？这还要从纂修《皇清开国方略》中查考。
    乾隆四十年五月，国史馆总裁、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在一件关于纂修《皇清开国方略》的奏疏中称："臣等遵旨校修《开国方略》，先经派员恭录旧藏太祖高皇帝图本原文。"并申明"其中人名地名悉遵钦定对音字式与新修国史列传所载画一校正粘贴黄签。"（36）这说明纂修《皇清开国方略》时首先抄录"图本"即《太祖武皇帝实录》（其说后详）汉文，并且进行了修改。这里虽只说在译音用字上的修改，而实际上既然将之用为纂修《皇清开国方略》的依据，该忌讳文字、内容也不免更定。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仍存有乾隆年间国史馆抄写的"图本"卷二至卷四（仅卷一佚失），（37）为方格纸、汉文正楷，书写工整，其中译音用字多已修改。凡词句为清廷所深为忌讳者，亦已更定完毕，皆与今传《满洲实录》的汉文部分完全相同。但有些篇页还粘有修改纸签，可知此件既非初步抄录之本，也不是最后定本，说明乾隆朝为修《皇清开国方略》，曾将《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部分予以反复地修改。后来在绘写《满洲实录》之时，只派若干名内阁中书负责抄写文字，不负修改文字之责，满文一仍其旧，惟汉文早有国史馆修改后的样本，遂取来移录书中，于是造成满文未改、汉文修改这种不协调的状态。总之，《满洲实录》在绘写过程中，图画依原图样式重绘，满文、蒙古文照录原文原义，汉文部分则采用国史馆先时修改过的文本，这就是乾隆朝绘写《满洲实录》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