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皇清开国方略》卷一史臣按语说："崇德元年十一月，太祖高皇帝实录告成，以满洲、蒙古、汉字三体编缮。"《御制开国方略联句》注释亦称："开国实录盖崇德元年所辑，……系以满洲、蒙古、汉字三体恭缮。"这里皆不言三种文本，而强调其为三体文字，已透露出是三种文字合为一体的形式。清入关后，纂修实录多分别缮写为满、汉、蒙古文三种文本，如果《太祖武皇帝实录》原本也是如此，何必还要强调其为三种文字"三体恭缮"。
    至顺治朝重缮《太祖武皇帝实录》之时，只缮其文，未绘其图，遂改变原书形式，依照当时所修《清太宗实录》的样式，分为三种文本，在每卷正文之前都加上书名、卷数，并删去书名中太后之称。乾隆朝绘写《满洲实录》时，又依入关前原本体式，文字分为三栏，图画穿插其间，而且仍然象原本那样装帧为八册。但在排列次序上将汉字提至蒙古文之上，恐与入关前原书形式有别。
    （三）、关于康熙重修本增益五十三道上谕的问题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48）一文首列康熙朝重修《清太祖实录》比《太祖武皇帝实录》多出五十三道上谕的条目，其说遂流播至今。如庄吉发《清太祖武皇实录叙录》（49）一文称："《高皇帝实录》屡经润饰……其增录上谕而不见于《武皇帝实录》者竟达五十三道之多。"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50）一文认为："康熙改修本和乾隆定修本收有《武皇帝实录》所不载的五十三道上谕，这些上谕《旧档》和《老档》也都未收。"今按方文所列第五十一条上谕并非《太祖武皇帝实录》所无。这条上谕讲女真各部及蒙古各部互相争斗的历史教训，告诫诸贝勒应重义轻财，还谈到了刘裕等人的历史典故，载于《清太祖实录》卷十，天命十一年六月乙未，而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记载内容一致。方文将之误统计人增益谕旨之内，遂达五十三道，这个数目实不准确，应改为五十二道。
    这些多出来的上谕有些确实已难以查出其史料依据，但也有些属于下列情况：
    第一，确有实据的。如方文所列第四十九条，即天命十一年正月阐述历代兴亡事例的长篇上谕，（51）乃与三十年代发现的"老满文上谕"内容相符。这篇"老满文上谕"存于清内阁杂乱档案中，以无圈点满文书写，为清太祖所颁发，畅论了历代兴亡十九项事例，应为康熙朝改修实录时所得以参考。（52）方文所列第十条即天命三年闰四月关于人君为天子、贝勒诸臣为君之子的谕旨，第十一条即"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论断，（53）可见于《满文老档》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的记载，日期窜乱而内容一致。
    第二，有依据而内容作较大修改的。如方文所列第十二条，即天命三年闰四月关于"天欲平治天下，而立之君……君欲经理国事而任之臣"的谕旨，（54）也本于《满文老档》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的记载，大意相似，但《清太祖实录》中润饰文词，作了修改。
    总之，对《清太祖实录》增益的五十二道上谕，不能笼统地斥之为毫无依据，但其中确多被修饰增改且年代错乱，亦有些尚无据可查，不能不加分析地当作可信的史料。对这些上谕的详加考核、辨伪存真，还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四）、《满洲实录》的书名和卷数问题《满洲实录》的名称正式定于何时？为什么将原四卷之书析为八卷？这也是值得考析的问题。乾隆朝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始于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前两部成书于乾隆四十五年。但至今所见官书记载，均未见将重新绘写本定名为《满洲实录》的记载，薛虹认为"定名为《满洲实录》是在乾隆四十六年"，（55）此说非是，这个书名最早也要在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才得确定，因为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成书的《盛京通志》中，仍将此书写作"太祖战图实录"，却并无"满洲实录"之称。
    无论是入关前《太祖武皇帝实录》原本抑或乾隆重绘本，都曾以"开国实录"相称，这实际上反映了这部实录与《皇清开国方略》纂修间的密切关系，但"开国"的概念应包括入关前的整个历史时期，《皇清开国方略》即包括太祖、太宗两朝的创业内容，故"开国实录"之称与"太祖实录战图"一样皆未成为最后定名，只是临时称谓而已。可以推测：乾隆四十四年开始的绘写工作，是依照原本样式装为八册，当时未定书名，几年之后才补写上"满洲实录"字样，同时又按入关后的惯例将一册算作一卷，故《满洲实录》在内容上虽没有比《太祖武皇帝实录》增多，但却将原来的四卷析成了八卷。
    以上对清朝官方在太祖一朝实录上所进行的史学活动作了清理和考察，力求揭示其中的真实情节，以有助于认识清朝官方史学活动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