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车马坑的组合有新的发现。殷墟的车马坑大多是成组排列的，30年代发现的小屯村北的车马坑是5座为一组，50年代以来发现的车马坑多是2座为一组，较明确的已有10组。同组的车马坑，距离大多一至数米。两车马坑的方向、深度、坑内马架与人架的头向、内填陶片的时代等基本相同。有的墓地，如郭家庄墓地，在两组车马坑附近还发现马坑与羊坑。这些同组的车马坑（包括马坑、羊坑）是同一时期的遗迹。
    （三）搞清了车马坑的性质。在小屯北与王陵区的车马坑属祭祀坑，坑内的车、人及器物是商王祭祀祖先的祭品。在族墓地的车马坑是某些带墓道的大墓或较大的长方竖穴墓的陪葬坑。这类坑少数与大墓同穴，大多数与大墓异穴，多位于大墓的西南方或南方，两者相距三四十米，如郭家庄M52、M58与M146、M147两组车马坑分别在M172与M160两墓的西南35米处。
    （四）对车子的结构有新的发现。
    1.发现了曲衡的马车。80年代中期以前，不少学者认为殷代马车的衡木都是直的。1987年在郭家庄M52和1995年在梅园庄M41发现的两座车马坑中，出土的车衡都是一根如弓状弯曲的圆木。从而表明，殷代除了直衡马车外，还有曲衡的马车。
    2.发现了车轼。90年代之前，学术界认为，西周的马车开始有车轼，殷代是没有的。1992年在刘家庄北地M348、1995年在梅园庄东南的M40这两座车马坑的车厢里，在距前阑不远处发现了车轼，说明当时车轼并不罕见。
    3.发现了轴饰。过去曾认为殷车无轴饰，轴饰到西周时才出现。1995年在梅园庄东M41车马坑内，在车的两个车毂内侧的轴上发现了轴饰，形状是一块梯形的木板，长10厘米，宽9-11厘米，其表面髹漆，还有纹饰（注：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形状与西周车子轴饰上的梯形铜板近似。轴饰的作用是固定伏兔与保护车毂的（注：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考古》980年第4期。）。这一新的发现透露出商代后期的马车已出现伏兔的信息。
    4.发现了三种形式的车舆。过去有学者认为殷代马车的舆平面是呈椭圆形的（注：石璋如：《小屯第四十墓的整理与殷代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下册，1968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插图六十五，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台湾南港，1970年。）。也有学者认为都是长方形的（注：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从三十多座车马坑的资料得知，殷代马车的车舆有长方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梯形三种，以长方形为多，椭圆形次之，梯形的很少。
    5.发现了车厢最上面的横杆，从而得知殷代马车的高度多在0.5米左右，最高的是1993年在梅园庄M1发现的车马坑的车厢，高0.55米。
    从形制及主要部件的结构看，殷代马车与西周早期的车相似，可知殷周的车制是一脉相承的。
    八、甲骨文发掘的主要收获
    从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今已100年了，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1937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小屯、侯家庄南地、后岗三处。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甲骨文出土的地点不断扩大，除上述三个地点外，在四盘磨、薛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坟东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刘家庄北地（注：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等八个地点都出土了刻辞甲骨（注：刘一曼：《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5期。）。出土甲骨文最多的是小屯，次为花园庄东地与侯家庄南地，其余的地点均属零星出土，内容多为习刻。
    殷墟甲骨文发掘中有三次重大发现。
    （一）H127坑。1936年6月，在小屯东北地发现了H127坑，坑内出刻辞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17088片，卜骨8片，完整的有字卜甲近300版。据研究，这是武丁时代埋放甲骨的窖穴。甲骨文的内容非常丰富，对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等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二）小屯南地甲骨。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中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卜骨近百版。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对“组卜辞”、“午组卜辞”学术界多年以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或认为属武丁时代，或认为属武乙、文丁时代。而在小屯南地所出的这两组卜辞，有的出于小屯南地早期（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灰坑与地层中。学者们以此为依据，并结合卜辞的内容进行研究，认为“组”与“午组”卜辞的时代属武丁或武丁前期。这一看法，至今已为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小屯南地甲骨的内容也较丰富，包括祭祀、田猎、征伐、天象、农业、旬夕、王事等，为甲骨文与商史的研究增添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三）花园庄东地甲骨坑。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出土了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共计刻辞甲骨579片。特别珍贵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刻辞内容较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
    此坑甲骨卜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卜辞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甲骨上的字体大多细小、工整、秀丽，与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有较大区别，与“组”、“午组”、“子组”卜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文例上也富有特征。
    花园东地H3甲骨卜辞，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有重要意义。这坑卜辞的干支字多属董作宾先生制定的甲骨文“干支字五期演变表”中的三、四、五期字体。一些常用字也属“晚期”的字形。但H3坑的时代确属武丁前期。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说明过去的断代标准随着新资料的出土有值得修正之处，即甲骨文的断代应从多方面考虑，要注意区分不同的卜辞组，要研究卜辞的内容，还要注意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出陶器的形态等。特别是对那些时代早的卜辞，考古学的地层、坑位，更是十分重要的断代依据。
    2.对“非王卜辞”及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殷墟卜辞都是王的卜辞。70年代以后，大多数学者认识到殷墟卜辞中有小部分属“非王卜辞”，但还有少数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H3坑“子卜辞”的出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非王卜辞”的存在。过去，此类卜辞出土数量不多，只1000多片，且小片居多，而H3坑出土579片，并以大版卜甲为主，内容新颍，这对“非王卜辞”以及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殷墟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把我国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多年，但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卜辞，是王或王室贵族占卜的记录，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先秦典籍中保留的商代史料很贫乏，依靠甲骨文和古代文献还难于复原商代社会的全貌。七十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各种类型的居址、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丰富多彩的文物，使我们对殷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有了比较具体地了解，对研究殷代社会史及中国古代史等都有重要意义。
    七十年来殷墟考古工作成果辉煌，但是今后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殷墟地下埋葬着丰富的遗迹、遗物，还需要几代考古学者不断努力，作大量发掘和深入细致地研究工作，才能弄清它的全貌。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殷墟文化的学者今后加强联系，增进学术交流，以促进殷墟文化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