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梁启超曾经指出："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①。相对于以前各朝，这一时期，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众多，在史书编纂和史学思想上取得很大成就。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史界已有数篇专文布世，而史学思想迄今尚乏人探讨。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论，以为引玉之砖。
    一、历史进化之识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家，继承和发展了《左传》、《史记》关于历史进化的思想，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东晋史家袁宏从进化论的历史观出发，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他在《后汉纪》卷22中，对上起春秋，下迄东汉元、成、明、章四帝一千年间社会风俗的变迁作了客观的考察。他认为，春秋之时，"道德仁义之风，往往不绝"；战国之际，"游说之风盛矣"，高祖之兴，"任侠之风盛矣"；迄乎元、成、明、章之间，"守文之风"又盛；尔后，"肆直之风"大行于世。接着，他通过分析各种不同风俗的长短得失，进而指出，礼仪制度应"损益随时"，而不必拘泥于旧制。东晋史家孙盛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②
    东晋史家干宝认为，自然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蚳{K1CC01.JPG}，此天之常数也"③。固然，由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在1500多年前，关于雨、风、露等自然现象的形成，干宝没有也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但他毕竟意识到它们都是大自然自身运动的结果，皆由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力量所决定。因此，他认为"万物之变，皆有由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己，恶识所由来"④。在他看来，万事万物是顺着自然造化之力发展变化的，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相反，"应变而动，是为顺常"⑤，"变则通，通则久"⑥。否则，"苟错其方，则为妖眚"⑦，如果硬要逆着它而轻举妄动，那么一切所作所为都将终归失败。从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干宝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是发展变化的，"道非常道，事非常事，化而裁之，存乎变"⑧。后世之于前代，总是有所因革，"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之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⑨。
    刘宋史家范晔撰《后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对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对礼制风俗的记载或评论，并不仅仅囿于东汉一代，而往往是打破朝代断限，旨在叙述、探索各个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及其终结的整个过程，《后汉书》的史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后汉书》的论，"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⑩。如《宦者列传·序》，既论述了宦者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又指出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又如《党锢列传·序》在论述春秋以后士习的变化时说道：战国时期，"霸德既衰，狙诈萌起"，以致"爱尚相夺，与时回变"；汉高祖之时，"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结果是"人怀凌上之心，轻死重气"；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反而是"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者当权，是以"处士横议"，"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晔深有感触地指出："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在他看来，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固守陋俗是徒劳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家，具有不同程度的进化论思想，他们敢于与传统观点相对立，企图从"变"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尚未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人事天神之争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迷雾充斥整个社会，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映在史学领域内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交锋。我们知道，班固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者，天意支配王朝兴亡盛衰的思想散见于《汉书》各篇。自兹以降，唯心主义日渐侵蚀史坛，许多著名的史学家都在其论著中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渣滓，在不同程度上充当着神学史观和天命思想的渲染者。荀悦《汉纪》借西汉史事竭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并且把统治者的道德状况作为社会治乱的决定因素。陈寿《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和皇权神授的神学史观。范晔《后汉书》每每表现出对图谶、符瑞、术数、禁忌等封建迷信的肯定。沈约更是一个有神论者，不仅整个《宋书》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还以《天文》、《符瑞》、《五行》三志十二卷的篇幅，集中宣扬天命思想，并通过对符命、望气、灾异、星占的记载，来证明天命有数和皇权神授之应验。萧子显《南齐书》也大力宣扬因果报应和天命思想，认为王朝的更替完全是天意的安排，人只能随从天意，而不能违背天意。因此，尽管自魏晋以来，史家辈出，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众多，"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1），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史学思想的主旋律上却不断跳动着一些唯心主义的僵滞、虚妄而迂腐的音符。这无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局限性，是我们应当予以摒弃的封建性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