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所有史家都徘徊于天命论的泥淖之中，都把一切诿之于虚无漂渺的"天神"、"上帝"，一些进步的史家仍然力图从天命、鬼神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大胆地向祥瑞符命和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挑战，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努力探索决定人类历史的是人还是神这一长期以来人们不断阐释的古老而又极其现实的历史命题。两晋史家陆机、孙盛和干宝在这方面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陆机撰《辨亡论》，主要从"人事"上论述吴国兴盛与衰亡的历史。他指出：由于孙权"以奇踪袭于逸轨，睿心因于令图，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加之以笃固，申之以节俭，畴咨俊茂，好谋善断"，故能使"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希光而景鹜，异人辐凑，猛士如林"。最后终于黜魏军于赤壁，挫蜀旅于西陵。相反，降及孙皓，滥施淫刑，草菅人命，"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军未浃辰，而社稷夷矣。"陆机愤然发问："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造；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他的结论是："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12）贤良被黜，奸贼当道，国家必然灭亡。在这里，陆机完全抛弃了"天命"、"鬼神"一类荒诞无稽的说教而注重"人事"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孙盛站在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上，针对当时神不灭论者的荒谬之说指出："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往日。"（13）明确认为神（知）随形灭，即使人的形神消散之后变成另外一种物体，它也和原来的形体迥然有别。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原来的形神能够离而再合的观点。这是一种杰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封建神学、宗教迷信猖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从形散神灭的思想出发，孙盛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最终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不在"天命"。如他在论述汉王朝的灭亡时指出："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14）在孙盛看来，由于汉王朝人为地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和外戚、异族的专权，国家危亡的惨局也就成为不可改变和无法挽救的了。既然如此，那么，"魏之代汉"，亦就"非积德之由"（15），历史的发展使然。
    东晋史家干宝亦能从"人事"出发探讨国家的兴盛与衰亡。当时，面对西晋王朝迅速倾覆的现实，很多史家凭着阶级的本能，都在寻找它的根源，有的蹈袭女人是祸水的传统偏见，把贾后当作"亡国"之因；有的囿于一端，仅仅从直接体验中视玄虚放诞之风为"亡国"之由。与此相反，干宝则强调指出："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16）在他看来，人们之间，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攻杀、争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这种"相攻"与"相夺"，使得天下"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17）。由此出发，他上溯西晋开国之初，下及愍帝之末，历数昏君无能，朝臣植党营私所造成的社会弊端，通过正确地分析西晋50多年的历史，总结出"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哉！"（18）他认识到晋室迅速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19）。这就批判了那种把贾南风当作亡国之因的唯心史观。
    从上可见，陆机、孙盛和干宝能够从客观形势和主观人谋的结合上探寻国家兴亡治乱之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唯心主义的藩篱，对天命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封建史家是不可能完全排除"天命"观的。在同一史家身上，往往体现着进步与落后、正确与谬误、精华与糟粕两个对立的方面。陆机、孙盛、干宝亦然。这种在不同史家之间和同一史家身上所进行或体现出来的"人事"与"天神"的激烈争议，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两种不同的思想轨迹。
    三、直书曲笔之斗争
    如果说直书与曲笔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史学现象，那么这一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激烈，写史是一件在政治上相当尖锐的工作"（20）。这对每个史家都是严峻的考验，要么直书受讥，要么曲笔求全，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表现得甚为激烈。而曲笔之风一时尤盛。这又是由于自曹魏以来，各朝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该制度的重点在于品评人物。既然对所选拔的士人都要进行一番评论，那么相应也就离不开褒贬，由此促使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恶劣作风比较普遍。一些史家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害的问题上很难据事直书，往往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21）。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22）。陈寿《三国志》，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沈约撰《宋书》，"舞词弄札，饰非文过"（23），使许多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萧子显撰《南齐书》，虚美隐恶，对其先祖极尽曲笔回护与溢美颂扬之能事。魏收修《魏书》更不乏恣意曲笔、褒贬不当之处。他"性憎胜已，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