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撰史，曲笔之风甚盛。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正因此，这一时期史家的撰史态度往往成为后人的众矢之的，备受诋诃。对此我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以往的多数学者仅仅滞足于此就将魏晋南北朝史家的撰史态度作为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个"坏典型"而说得一无是处，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其实，曲笔回护只是发生在一部分史家身上的一种弊端，并不能反映整个史家的撰史态度。这一时期，仍有很多中正不倚的史家敢于与那种曲笔回护的史学思潮相对立，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吴韦昭撰《吴书》，孙皓欲为其父和作本纪，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入列传，于是结恨孙皓，"渐见责怒"（25）。孙盛撰《魏氏春秋》与《晋阳秋》，因秉笔直书而遭到当时权贵们的嫉恶，"孙盛实录，取嫉权门"（26）。但孙盛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干宝撰《晋纪》，直言不讳地弹劾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27），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鲜廉寡耻的市侩小人。更有甚者，他还借刘毅之口，痛斥晋武帝不及汉桓、灵帝，"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28）。这在仍是司马氏为政的东晋，是要有很大勇气和一定责任感的。范晔著《后汉书》，"立论持平，褒贬允当"，凡陈寿《三国志》曲解回护之事，范晔一律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相。北魏崔浩与高允等共撰国史，"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29）。因直书拓跋先世隐秘之事，崔浩被杀，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128人。
    除上述诸家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史家能够秉笔直书，在此不一一赘列。仅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仍有不少忠实于历史责任感的史家毅然走上秉笔直书的康庄大道，用他们公正无私的笔撰写出一幕幕真实的历史画卷。而不具备这种责任感的史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曲笔隐讳的邪曲小路。直书与曲笔这两种传统本来是格格不入的，却又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伴随着史学的发展而存在，随着朝代之更替，只有此长彼消之表现，而绝无泯灭之事实。
    四、忠孝节义之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多宣扬"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陈寿撰《三国志》，对诸如"秉义壮烈"的牵招，"抗节"、"忠贞"的田畴、王修，"忠壮质直，节概梗梗"的陆凯，都给予高度的赞扬。特别是他很推崇臧洪那种"义不背亲，忠不违君"的节义之士，以向往的口气对其仗义而死作了详细而生动的叙述。袁宏极力提倡孝道，凡属孝义之士，他都在《后汉纪》中加以表彰。他认为司马迁、班固和苟悦在"扶明义教"这一点上都做得不够，他撰《后汉纪》，就是要通过阐扬名教，以达到"弘敷王道"的目的。孙盛遵循"忠孝节义"的道德准则，高唱"君臣之义"，并直接把它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礼贤崇德和忍辱从君命作为臧否国君和人臣的重要衡量尺度。他要求臣下秉直仗义，"夫仗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30）。尤其强调臣下要奉持臣节，不能二三其德，要像古代的箕子、柳下、萧何、周勃等贤士忠良那样委身国事，忍辱从君命（31）。干宝要求人们"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他认为这样便"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32）基于此，他极力反对西晋那种上下失次、尊卑无序的社会现象，愤然抨击道："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礼法刑政，于此大坏。"（33）范晔很重视忠孝节义，并同孙盛一样，以此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尺。他批评班固"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34）。他撰《后汉书》，列《孝子传》，为那些忠孝之人作传；又立《逸民传》，歌颂那些"守节"、"不屈"的隐者。沈约撰《宋书》，极力宣扬以忠君孝亲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他为刘宋忠臣袁粲立传，力主忠君；又立《孝义传》，提倡孝亲。
    勿庸赘加例举，仅上所述，清楚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史学领域，"忠孝节义"的思想意识比较盛行，它是当时整个史学思想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也许会有人指出，这种"忠孝节义"的思想是消极落后的，无可称道。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5）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我们知道，自孔子创立"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以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力提倡，终汉一代，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唐、宋以来，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专治统治的加强，儒家的纲常礼教不断深入人心。人们不仅将"六经"崇为圣典，就连秦、汉先儒对"六经"的传注，也被奉若圭臬。尽管自唐代开始，直至近代，儒家思想曾先后经受过西域商人来华贸易、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和近代西方文化的挑战等数次较大的思想冲击，但是，都未能动摇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之学的根基，它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魏晋南北朝不然。这一时期，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彰。"（36）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大纲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而迅速衰微，学者"竟以儒家为迂阔"（37），"以儒术清俭为群俗"（38），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39）。而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和佛、道两教垄断了当时的精神世界，虚无放诞之风盈于朝野。既然儒家思想正走向低潮而不占统治地位，为什么史家却极力宣扬"忠孝节义"的儒家学说呢？这是因为：玄学是门阀贵族的一种思想意识，随着它的盛行，一些豪门士族打起"无为"的旗号，但他们只是在表面上主张"无为"，效法"自然"，实际上是要达到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百姓无知无欲，听凭宰割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在这种"无为"旗帜的遮护下，那些豪门士族一方面放浪形骸，纵情淫乐，过着"纁衣剃面，傅粉施朱"（40）的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恣意肆虐，毒焰漫天，有的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有的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有的凌辱朝廷，幽摈宰辅。致使纪纲大弛，风俗败坏，茫茫禹域，几无宁日。不少帝王只不过是大乱中的傀儡，虽有南面之尊，而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日渐削弱。面对这种内祸滋蔓，生灵涂炭，极易造成外敌入侵的悲惨局面，那些清谈名士只是发表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空洞言论，这样的例证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史家立足现实，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企图通过对作古之人的褒扬来纠正士人风气，缓和社会矛盾，改变那种上下失次、僭越无常的历史现状，以求封建统治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史家大倡儒家"忠孝节义"，相对于发表空洞言论的士大夫阶层，就其主观愿望来说要高一筹，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