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尤其是刘知几在《惑经》篇那几句话："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成为历代学者认为刘知几是效法王充的最显明的证据。明代学者胡应麟便据此指出刘知几之"讥诋圣人"，乃步王充之后尘，"至尧、舜、禹、汤弗能免，犹李斯之学荀况也。"（《少室山房丛书》卷二十八《九流绪论》）近代学者梁启超亦说："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当代史家都看到了刘知几与王充的关系。翦伯赞通过分析指出："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与唯物的思想上，展开他的历史观。"（《论刘知几的史学》，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第25页）
    那末，王充哪些方面深深影响了刘知几？我以为主要在下述两点：一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怀疑和批判精神。
    《论衡》何为而作？王充说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篇》）可见，凡实事皆加以肯定，凡虚妄务必予以排斥，这便是王充的根本态度。显然，这是一种唯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一态度贯穿于王充的全部著作，以之衡量前贤往哲，以之衡量圣经贤传，以之评论世俗之说。
    在王充的时代，思想界颇受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的虚妄之言的左右，一些世俗之见很有市场。他们或迷信圣贤，或崇信灾祥符瑞，是古非今，谬种流传。王充指出："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论衡·书虚篇》）他认为这种盲目崇拜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然而"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论衡·问孔》）因此，他郑重指出："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时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数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同上）以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提出批判，这同实事求是之态度是密不可分的。王充最可贵的思想品格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他既不迷信前贤往哲，也不迷信圣经贤传，对人世间的一切事物，敢于放在理性的天秤上加以衡量，充分展现了王充之唯物主义的战斗风格。
    正是在这些基本点上，王充的思想大大影响了刘知几。他继承王充实事疾妄的精神，在史学领域坚持直书、实录，反对曲笔阿时。他继承王充《问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写了《疑古》、《惑经》两篇批判儒家经典的文章。批评《尚书》"理有难晓"，矛盾错误，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惑经》），"动皆隐讳"（《疑古》），而后人又变本加利地"虚美"。类似这种批判文字贯通《论衡》、《史通》两书。可以说怀疑和批判精神是王充、刘知几共同的思想风格。所不同者，那是一人见诸于哲学，一人见诸于史学，《论衡》是批判哲学著作。《史通》则是批判史学著作。
    《史通·自叙》有言："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看来他对王充《论衡》精神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它批判的对象是儒者之书，是流俗鄙夫的种种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