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公元前240年秦相吕不韦与其宾客集体所著书。 为给秦王朝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不韦等集腋成裘，采先秦百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以儒学为主的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系统。它是古人在面临新时代曙光时，以取长补短的文化综合主义，所建立新文化的第一个较成功的尝试。故研究《吕氏春秋》的政治、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实行文化的综合创新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会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定分、顺人、德法并用的政治观
    《吕氏春秋》综合了儒、墨、法、农、兵等各家学说提出其政治主张，其中包括有关政治制度、从政的根本指导思想及方针策略等各方面。
    在政治制度方面主张"定分"，即制定等级名分："立天子不使诸侯疑（比拟）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嫡）不使庶孽疑焉。"（《慎势》）"定分"之所以重要：其一，"权钧（均）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合）"（同上）；其二，定分则人无争心："今一兔走而人逐之……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同上）其定名分的思想是儒、墨、法各家的共同思想，其关于定名分的论证则采自慎到、韩非等法家人物的言论。
    在从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方面，《吕氏春秋》主张"顺民心"。它说："先王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顺民》）"纣……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再）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去）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火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也。故曰文王智矣。"（同上）顺民心才能立大功名，这是儒墨的典型思想。法家也有这种思想，如韩非说："明主所以立功成名者，一曰天时，二曰人心"（《韩非子·功名》）但儒墨的顺民心属民本主义，而韩非等的顺人心则隶属于君本主义。从《吕氏春秋》的整个思想体系看，其所谓顺民心似乎略倾向于民本主义。
    在为政的方针策略方面，《吕氏春秋》提倡德治、法治、上贤、术治、义兵和统一思想。
    欲顺民心，首推德治。它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上德》）"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适威》）德治也就是以仁义治民，包括爱利以安之和忠信以导之两个方面。爱利以安之就是兴利除弊、致富救贫。具体措施有"上农"、"任地"、务时等。忠信以导之就是以身作则，实行道德教化："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乎仁。"（《精通》）《吕氏春秋》的爱利和德教思想乃是对墨子的"兼爱"和孔孟的"为政以德"、"行仁政"的继承。
    《吕氏春秋》虽首推德治，但并不忽视刑赏法治，认为赏罚可以成教化："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义赏》）虽重视刑赏，但认为刑威必须以爱利为依托，不足专恃，不能过极：
    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用民》）
    《吕氏春秋》认为，刑威达到使百姓不敢诽怨的程度便是淫威过极，必致大乱："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加）矣。"（《贵因》）这些话极为警辟。当年秦王赢政若能受教于此言，秦王朝必不如此短命。《吕氏春秋》既要求以法治国又主张因时变法："治国无法则乱，守法弗变则悖……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察今》）其重视刑赏法治和因时变法都属于法家思想，但其以刑赏助德教和刑赏不足专恃的看法却表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为推行德治、法治，《吕氏春秋》又主张上贤。认为君主"功名之立……其本在得贤。"（《先识览》）因此要求君主礼贤下士，"士虽骄之，而愈礼之"（《下贤》）。礼贤必须识贤，识贤在于"正名"，在善于识破"可不可，然不然"的"淫说"，使是与非、贤与不肖名实相当。贤主与不肖主的区别就在于能否正名，能否使贤者得其所："主贤世治则贤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在下。"（《谨听》）《吕氏春秋》的上贤和正名思想是对儒、墨贤治思想和儒、墨、名、稷下、法等各家唯物主义名实论的继承。
    《吕氏春秋》认为，君主不仅要上贤，而且更重要的是善于用贤。这就必须讲求君人之"术"。君臣之道不同。臣道在守职有为；君道在守道无为，即"养其神修其德"，虚静无为，一以应万，"督名审实"（即循名责实）。故君主"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当染》）如果"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委曲奉迎）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君守》），于是则奸邪滋生；而且人主"伤形劳神"聪明壅塞，无以"除奸"，故必致"国愈危身愈辱"。《吕氏春秋》的术治思想是法家人物申不害和韩非"君道无为"和"循名责实"思想的直接继承。
    为适应当时武力统一的形势，《吕氏春秋》反对"偃兵"，反对"非攻伐而取救守"。认为非攻伐而取救守就是"守无道面救不义，祸莫大焉。"（《禁塞》）因此它反对"攻无罪之国"的不义之兵，而拥护惩恶伐暴的"义兵"，认为"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同上）《吕氏春秋》的战争观与宋＠尹文的偃兵说相反对，而不与墨子的非攻说相矛盾，因墨子也拥护诛暴的义兵。但《吕氏春秋》所强调的重点和理论动机与墨子有异。
    最后，《吕氏春秋》认为治国为政必须统一思想。认为"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门闆者，不一也。"（《执一》）诸子百家人操一说，如皆听之，则"危亡无日矣"。其所谓统一思想，即像《吕氏春秋》的编撰宗旨那样，集百家之所长，建立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贯串一条平正不偏的思想原则，作为行为的向导，反对"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讨伐那些辨智而不当理、扰乱是非之尤者："辨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离谓》）其统一思想的原则反映了由诸侯割据走向一统的时代需要，表达了战国末年荀子和韩非等的共同要求。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当然有封建专制时代的局限性，但抽象地看也有其合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