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司马迁父子名为太史令，实际上却不是史官。徐先生的证据有四：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及王先谦补注，太史掌天时星历瑞应灾异等事，是以星历为主的天官；二、汉代没有真正的史官，那时统治者还没有想到由朝廷编写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壶遂批评司马迁作史是不务正业，可见《史记》是私史；四、如果《史记》是官史，那就不存在发愤著书的问题。
    徐先生这一观点不但新颖而且具有价值，因为当代治《史记》者多从晚出的修史的史官这一意义上去理解太史一职，太史掌天官的一面几乎被人们忽视了。《史记》究竟是官史还是私史，这在过去人们看来已不存在问题。但是徐先生否定了太史为史官，则似乎矫枉过正。
    弄清太史的职责与地位，对于研究司马氏父子生平、思想和职业思维方式，对于澄清《史记》是官史还是私史，对《史记》渊源所自的文化传统的定位，对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整体构思，都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对太史进行考证。鉴于史官系统内部分工复杂，而史料缺佚，所以本文考证太史实包涵整个史官系统。
    一
    史之本义为史官。《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为记事之官，学者均无异辞。但对“中，正也”，后人却有不同看法。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从古文字形体考证“中”象手执简形，而非许慎所谓中正之义。江永《周礼疑义举要》释“中”为“簿书”，但欠说明。章炳麟《章氏丛书·文始》卷七从形、义、音三方面考释“中”为记事简册，是为不移之论。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中”是盛策之器，滕“史”之义为持书策之人。王氏独抒己见，而结论与上述几种意见殊途同归。从文字学角度看，史官与简策图书从开始就结下不解之缘。史官是最早的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他们负有读书、藏书、写书、献书之责，这从字源上已经得到证实。古文献亦有例证。《帝王世纪》云：“黄帝使苍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之篆，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册而藏之。”《吕氏春秋》载：“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惑乱，载其图法而泣，乃出奔商。商太史高势见纣之迷乱，载其图法而出之周。晋太史屠乘见晋之乱，以其图法归周。”史官执简策这一基本职能，自上古以迄西汉，始终没有改变，这从下文史官职责的考索中也可证明。
    二
    当原始人类进入文化创造阶段的时候，就跨入了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宗教文化形态。史官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人，明显地带有宗教文化的特征。一方面，史官要履行天官的宗教职能；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宗教氛围中从事属于人类自身的文化学术创造。这使史官职责兼司天人两个方面的事务，史官地位也伴随着宗教色彩的减退而呈下降趋势。
    关于殷商时代史官的职责及其地位，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证，卜辞中的史官官名有尹、多尹、又尹、某尹；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史、御史、朕御史、北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其职责为掌管祭祀、龟卜、记载和收藏等。卜辞云：“利令，其惟大史寮令”（《前》5、39、8）这意味着，殷商时代存在着一个叫做大史寮的史官官僚群，其长官为大史寮令，这一史官建制延续到西周。西周史官职责仍不外天人两个方面，而执简策则为其基本特征。在天官方面，史官司祭祀，《尚书·金縢》：“史乃册祝。”《周礼·春官》：“大祭祀，（大史）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司天时历法，《周礼·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在人事方面，史官司国家法典，《周礼·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志，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司礼仪，《周礼·春官》：“大会同朝觐，（大史）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司献书，《国语·周语上》：“史献书。”“瞽史教诲。”韦昭注：“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司藏书，《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女史掌书内令”。《史记·老子列传》：“周守藏室之史也。”司记载，《周礼·春官》：“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司丧葬，《周礼·春官》：“大丧，（大史）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卿大夫之丧，（小史）赐谥，读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