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太史一职，所司仍兼天人两方面：太史令所掌天官，首先是掌天时星历。《史记·天官书》：“太史公推古天变。”《历书》：“巴落下闳运算转历。”《史记索隐》引姚氏案：“《益部耆旧传》云：‘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汉书·律历志》：“至武帝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报任少卿书》云：“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后汉太史令单飏，以善明天官算术入方术列传，太史令张衡“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自注：“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灾异则记之。”其次是职掌祭祀。《史记·封禅书》载太史公司马谈与祠官宽舒议祠后土，次年又议泰畤典礼。《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因为生病不能参加汉武帝封禅这一千岁大典而“发愤且卒”，说明祭祠乃汉太史职责。第三是职掌灾异禁忌。贾谊《新书·傅职》：“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属太史之任也。”第四是懂术数。《汉书·艺文志》：“太史令尹咸校术数。”师古注：“占卜之书。”《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受《易》于杨何”。汉代有太卜一职，占卜之事不属太史，但太史作为天官应懂术数。
    太史令尚有读书、藏书、写书之责。《汉书·艺文志》：“汉兴，肖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可见能讽书是史官基本素质。又载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如淳注：“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间，天文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迁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说明汉太史兼司藏书与写书。
    问题是“置写书之官”是要写什么样的书。《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谈临终遗嘱很值得玩味：“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按，孔子《春秋》之后，除了为《春秋》作传的系列史书外，尚有《战国策》、《奏事》和陆贾《楚汉春秋》等史书，为什么司马谈说这四百年“史记放绝”呢？笔者认为这些书只是记载而非著述，缺乏系统的思想与体例。那么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四百年史官仍旧，为什么缺少一部系统的史书？从上文考证可知，所谓史官写书的职责只是记载，系统的史学著述需要史官个人的史学自觉。因为史官有写书之责，所以司马氏父子著述《史记》与其职责有关，而与孔子以非史官身份著述《春秋》不同，所以《史记》应该具有部分官史的性质。但史官写书之责实限于记载，系统的著述则全凭史官个人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及胸襟抱负，这样说来，《史记》又具有部分私史的性质。所以说，《史记》的性质是半官史半私史。
    至于汉太史的地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是宗庙礼仪长官太常的属官，秩六百石，地位与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相当。《报任少卿书》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反映的乃是太史实际地位，而非牢骚之语。
    五
    以上纵向考察了太史职责、地位的沿革与变迁，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史的本义是执简策记事之人，史官职责兼司天人两个方面。汉太史是从前代史官沿袭而来，是典型意义上的史官，不应以后世纯粹修史的史官意义去理解汉太史。
    二、从殷周至西汉，太史地位由天子股肱大臣而下降为太常属官，这是造成司马氏父子心理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学术文化出自史官系统。《史记》的文化传统的定位可经由孔子《春秋》而上溯到上古时期的史官文化。
    四、由于太史职责兼司天人，宗教色彩浓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乃太史职责；除了考虑西汉时期重新构建天人宇宙图式的大文化背景之外，应该从职业思维的途径去理解《史记》中天人感应的内容。
    五、史官写书之责主要是指记载，著述系统的史书则需要个人的史学自觉。孔子作《春秋》是标志史学自觉的开始。司马氏父子以史官身份著述，因此《史记》具有半官史半私史的性质。
    六、由于《史记》带有半私史的性质，其中渗透了司马迁个人的人格与情感，表现了他对历史的理解，从中可见他“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与胸襟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