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在人事方面亦有众多职责：
    论载：《左传·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云：“史为书。”杜预注：“谓太史君举则书。”
    藏书：《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博物顾问：《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下》载王孙圉论楚宝：“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左传·昭公元年》载叔向语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从语意推测， 晋国上下都以史官为最博学的人物，史官不知，则举国无人知晓，只好向郑国子产求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史墨论龙，亦可见史官之博物。
    史鉴：史官学通古今，往往作为统治阶层中目光犀利、头脑清醒的智者面目出现。有些史官的言论作为政治格言流传。《国语·周语下》：“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昭公客死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史墨从人物有陪贰即对立面的哲学角度，说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史官从历史鉴戒角度，往往预言吉凶祸福。《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虢公祭神请命，史嚚即预言虢将灭亡。正因为史官能明鉴过去未来，所以诸侯有关国家前途命运大事，往往咨询史官。《国语·郑语》载：“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从天人古今角度为桓公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其确立了建国大略。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春秋史官地位已无法和殷周太史寮令相比，已退居于执政卿大夫之下，仅仅依靠天官身份和博通古今而参与统治集团决策，但是史官与简策图书仍紧密相关，史官仍是古代学术文化的传人。
    四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和外交角逐空前激烈，宗教神学气氛大为削弱，掌天官的史官受到冷落。这一时期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作为卜筮用的《周易》，战国思想家都把它作为哲理书来读。《论语·子路》载孔子教人学《易》，曰：“不占而已矣！”《荀子·大略》云：“善为《易》者不占。”《庄子·天下》云：“《易》以道阴阳。”正因为战国思想家把《周易》由“术”而上升为“道”，故以战国为分水岭，史官占卜的记载很少见于典籍，这可能是太史与卜祝分离的一个契机。
    其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明王道，这对后来史官与史学影响甚巨。孔子以前的史官有记言记事之责，但这只是记载而非著述，只是史料而非史学，《春秋》标志着著述的史书问世。孔子以非史官的身份作史，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私史，它表明了史学的自觉。孔子选取从史学角度明王道，对以前来说是继承了中国早期史官文化学述传统，对以后来说则赋予史学以道术意义，促使史官向思想家方向发展。
    秦时虽有焚书坑儒之举，但史官不废。《汉书·艺文志》载：“《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说明秦时尚有太史令、御史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