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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大卫·爱卡门博士，《时代》杂志资深记者、中国通）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 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参见该机构会刊《中国法律与宗教观察》发刊词）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 ，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2页）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KennethD. Wald and Allison Calhoun-Brown：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225）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Christian Right had their hands on the policy process）”，（同上，第225页）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 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同上，第277页）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坚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义；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相背离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则牺牲普世主义，成为坚定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神权政治的双重标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对华“利益均沾”，通过《宽容条款》获得在中国的宗教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国国内却通过了唯一针对外民族的《排华法案》，该法案表达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识形态来自于相互矛盾的几个源头，宗教层面视华人为危险的异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则包含“黄祸威胁论”的蛊惑，而种族主义却来源于与基督宗教创世论不相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等级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去面对其终极灭绝的命运。（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YaleUniversity Press，2009.79）在这种具有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人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是顽固的异教徒，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贫民窟，“唐人街”被认为对白人社区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付中国人有必要采取两手，一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严格地将中国人从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远地区排除出去。”（同上，第80页） 进入20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之一的种族主义有过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对于蕴涵在种族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始终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传统的宗教歧视与排他性意识形态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文明冲突论”，而古老的“黄祸威胁论”则演变成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导下的“新人权战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假想敌，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根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