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建养建，自我循环
    孙中山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深知地价会依位置重要性和开发程度不断上升的，位置愈重要、开发的程度愈深，上升的程度就愈高。于是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港口、市区、铁路枢纽的土地开发费用，可以在开发之前，地价甚低时，政府一次买进，待开发后地价上升，收益增加时，再以土地所增之值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弥补开发费用，实现自我循环。这是解决资金和资金偿还难题的可行之策。
    （四）实施移民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布局不平衡，人口分布也极不协调，东南部及中部人口稠密，经济开发久远；新疆、蒙古、青海、西藏，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东三省人口较少，经济开发晚于关内。人口分布不均衡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反映，又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这种状况对于在全国范围实现工业化，使全国人民都能享有近代之文明十分不利，于是孙中山根据美国、加拿大、澳洲及阿根廷等国移民的成功经验，以及关内向东北自发移民的客观效果，提出采取移民对策以促进实业计划的贯彻。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第一计划中提出，首先向蒙古、新疆移民，认为“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他主张被移民的地方“土地应由国家买收，……，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而经始之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28页。）同时，孙中山主张移民区实行自治，移民经普遍训练后，实施民主政治。他还主张数过百万的应裁之兵，也复员到移民区，以安全社会。并且他希望外国资本家能为中国移民政策的实施提供贷款。
    （五）牢握发展之权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受制于列强，国人备受欺凌，孙中山惊叹中国已沦为次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对这样的历史教训必须牢记不忘。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自序》中十分恳切地指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212页。）凡我国人都应牢记孙中山的谆谆告诫。这一告诫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提的奠定。当然，为了自身的发展，尽可以向外国贷款，为了尽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尽可能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延聘外国的专家等，然这一切都只能是“洋为中用”，发展之主权必须牢握在手，这是振兴中华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对策。
    除上述各项外，孙中山开发实业、振兴中华的战略对策还有在海港和铁路建设中“必期抵抗之至少”、“必择地位之适宜”，以降低开发成本，节约资金投入；还有对基础设施建设、采矿与冶金事业的发展以及公众建筑等，中央政府应分别设置机构，“以司其事”，并加强监督等等。
    小结
    包涵在《实业计划》中的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是一幅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体现了孙中山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一个革命家的雄阔气魄。《实业计划》中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迄今也尚未完全实现。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和经济的；有物质的和文化的；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但就战略构想本身来说，也有其欠缺之处，作为后人对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也应探究和反思。
    其一，《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宏大的战略目标，但未进行可行性分析
    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建筑10万英里的铁路、100万英里公路，31个从世界级大港到4等渔港，以及采矿业、冶金业、机械业和民生工业的大批项目，共需多少资金、多少设备、多少建筑材料、多少施工力量以及多少组织管理人才；在多长时间才可能筹集这一切；等等，在《实业计划》中未作出具体规划。因而对于这样的战略目标到底是否可行，国人心中并无底数，实践中自然难以启步。
    其二，对实现战略目标未划分出切实的战略阶段
    对于一个面向未来的宏伟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有步骤地进行，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第三步做什么，以及各个步骤之间的关系都应事先安排妥善。在《实业计划》中，铁路建设曾提及10年内完成，居室建筑曾提及将于50年内依近代要求改造。但全盘战略构想缺乏分阶段实施的策划。因此，这样笼统的构想就难免落空。
    其三，对国际资本的引进期望过高
    西方发达国家比我国资金充足，它们确实需要在中国寻找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但是，刚刚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本身为恢复经济也需要资金，它们之间也可互为市场，因此，能剩下多少游资供中国引进，这是需要认真测算的；即使一定的国际资本可为我利用，在时间上和数量上能否满足我们的需求也需要考虑。对此，当时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于1919年5月12日致孙中山的信中也表示过疑虑，他写道：“以阁下所提计划如此复杂，如此溥遍，即令将其备细之点规划完竣，亦须数年。阁下亦明知书案中一小部分尚须数万万金元，而其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能偿其所投之利息与经费。是故，其必要之债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实为第一须决之问题。”（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79页。）由此看来，把全部实业开发计划都建立在向国外贷款的基础上，本来就是不牢靠的。
    其四，《实业计划》局限于工业和交通，难收统揽全局之效
    战略是统揽全局的决策，实现工业化必须统筹兼顾。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和沟通供需双方及内外交流的商贸业，以及关系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的教育与科学技术，在《实业计划》中或仅仅提及或完全未曾涉及，让工业与交通孤军奋战，也是难以高歌凯旋的。
    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恢宏战略构想中，之所以还存在上述一些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调查条件的局限、信息来源的制约，以及研究与撰写时间的仓促等，但从主观上来看，还在于他本身难以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有其本身弱点。无论对革命还是对建设，总是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对自己国家的力量估计不足；而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有所认识但认识不足，并存有一定的依赖心理。由于前者就容易忽视通过发展农业进行内部积累的潜力；由于后者，就容易把现实工业化的愿望过多地寄托在“洋人”的支持上，这是一种“天真”的也是必然要落空的想法。
    在《实业计划》中，不足之处虽然可以罗列数端，但瑕不掩玉，何况不能以今日之见解，苛求于前人。综观整体，体现在《实业计划》中的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实业计划》也将永远是一部光照中华大地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