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天柱生平金天柱祖籍鲁米，其祖先大概于明代来到中国。为了开拓对外事业，明太祖十分重视外事。洪武四年，他任命鲁米人亦布拉金（金启宇）为鸿胪寺卿。永乐年间，明朝在翰林院和礼部会同馆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由四斋组成，其中回回斋规模最大，其职能是从事翻译和教学，从事教学的人员叫做教习。当时的教习中有一位鲁米人，名叫亦布拉金。有学者认为，金天柱可能就是这个亦布拉金的后裔。据有关史料记载，回回馆教习大多数是回回世袭户，从金天柱在《请序书》中提到他到京都为父扫墓的情况来看，其父生前离开明朝首都金陵，到燕京（今北京）任职。这说明金天柱可能就是明代在回回馆担任教习的那位亦布拉金的后裔。
    金天柱（约1690-1765年）出生在一个穆斯林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教育和儒家文化熏陶。雍正四年，金天柱到北京为父亲扫墓，正巧碰上许姓馆卿张榜招考，他参加了考试，结果一考既中，从此便开始在翰林院四译馆任职，从事翻译工作。“其于布在方策之风俗人情，每有异同之处，正当旁引曲喻，以白吾人。”乾隆二年，金天柱荣升为译学之掌教，同时兼任回回馆师，其职责是“训课本，教字书，其于风土人情、伦常日用正当讲明”。金天柱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兢兢业业，“不敢自陷匪僻，以遗君父羞”。在写给馆卿的《请序书》里，金天柱提到馆卿曾经亲临翰林院视察，听了其训话以后，“疑惧皆释，急白数事以谢衍”。还有，为了给自己退休以后作准备，他曾经“特命在馆师生，分写十三经一部”，说明他当时在四译馆是有一些地位的。
    从四译馆的工作性质看，身为教习，金天柱应当是精通阿拉伯文或者波斯文，或者两者兼通的双语人才。从《清真释疑》所涉及的问题可以看出，金天柱不仅阅读过王岱舆、刘智等人的著作，而且研究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有关典籍，在伊斯兰教教义、教法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对伊斯兰教的历史，特别是历代先知的生平也颇有研究。书中频频出现的引用语告诉我们，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十分熟悉，对佛道教义也不陌生。他经常涉猎史书，对中国历史以及古代帝王们的生活有较多的了解；他还对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训诂学有一定研究。
    关于金天柱的后半生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信息。关于他的后代，我们只有两条线索。第一，陈大韶在其点评中说：“其二郎，亦于官署受庭训，而挥毫如意，行将列科筮仕矣”，说明金天柱至少有两个儿子，当时在官署接受教育，而且十分优秀。第二，民国年间有一位名叫金世和的穆斯林知名人士，他在给1931年中华书局刊印的王岱舆著《清真大学》所写的序言中说：“吾金陵回教人精通回汉文学之最著者，明代有王岱舆，清康乾有刘智介廉、金天柱北高。北高为世和之先人，著有《清真释疑》，与王刘并称于今。”[1]
    二、《清真释疑》的著述原因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清初，根据统治的需要，清朝政府制定了“齐其政而不移其俗”的民族政策，在要求穆斯林服从其统治，遵守其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允许伊斯兰教存在和发展，允许穆斯林继续保持其风俗和习惯。这一政策为兴起于明代中叶的经堂教育和出现于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活动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经堂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原本被严重汉化了的各地穆斯林逐渐回归伊斯兰教，有了明显的穆斯林特征。在语言文字上，穆斯林虽然平时使用汉语，但不少人会读《古兰经》，也有人会用阿文或波斯文写作；在居住上，他们不愿意和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处；在饮食上，他们不饮酒，不吃猪狗驴骡肉，不吃非穆斯林所宰肉食，也不与之共用灶具；婚姻上，他们一般不愿和非穆斯林通婚；结婚时，他们请阿洪证婚念“尼卡哈”。人死后，清洗全身，白布裹尸，即行埋葬，不用棺椁与殉葬；在宗教生活方面，穆斯林每日要洗浴礼拜；每年斋月，穆斯林要把斋，白天绝食，夜间集体举行礼拜；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他们穿戴一新，互相庆贺；回回历法虽然已于18世纪中叶被康熙朝废止，但在民间仍然使用[2]。这一切使穆斯林明显有别于非穆斯林。
    然而，穆斯林生活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其言行举止尽在汉人的视线之内，容易被一些人视为异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惟回回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3]在日常生活中，回汉之间又难免发生利益冲突。在清代上层中，汉臣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在忠于大清王朝的名义下，大汉族主义渐渐复苏，文化中心主义一直是绝大多数汉臣的主流意识。就是在这种狭隘意识的驱使下，清代一些汉臣试图借助朝廷的力量，铲除异类文化。雍正二年（1724）九月，山东巡抚陈世绾上疏言：“……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又于雍正七年四月；列举应查禁回教的原因，计4款：普天率土莫不凛正朔，恪守王章，惟回教不问晦朔盈虚，不论闰余寒暑，计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年，即定岁月，往来贺节，并不遵奉宝历；又崇尚白色，制为白帽，往来街市，略无顾畏，其应禁者一也。且种类遍满天下，声气周通远近，凡行客外出，以诵经咒为号，即面生无不相留，虽千里不携资斧，连植党羽，互相纠结，其应禁者二也。凡城市乡镇关津渡口之所，把持水陆行水埠，垄断罔利，恃其齐心并力，辄敢欺凌行客，下压平民，其应禁者三也。又各处创立礼拜寺，千百成群，入寺诵经，因其性凶悍，好习拳勇，打降匪类，人命资案，务多此辈，其应禁者四也[3]。雍正八年五月，又有署理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奏称：“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考试营业，与居民无异，自宜凛遵历度。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以三百六十天为一年。始记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名曰拜年。又平日早晚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名色，不知供奉何神。每立把斋明目。伊等既为圣世之民，应遵一统之正朔，服朝廷之衣冠。岂容私记岁月，混戴白帽，作此违制异服之事。请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倘怙终不悛，将私记年月者，照左道惑众律治罪；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如地方官容隐，督抚绚庇，亦一并照律议处。”[2]由此可见，当时部分汉臣对伊斯兰教相当无知，对穆斯林偏见极深。
    作为一位穆斯林知识分子，金天柱本来就有用汉文著述的愿望：“然素习本讲，贯常欲以汉书文字，明回教意义。”不过那时他想写的可能是普及性读物，没有具体的对象。汉臣们奏请皇帝禁革礼拜寺，限制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人对穆斯林说三道四，朝廷官员们之间也争论不休，成为金天柱著述《清真释疑》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穆斯林自隋唐之际来到中国，对朝廷忠心耿耿，从未有过异念，与儒者一样报效国家，却遭到人们的无端非议和诬陷。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伊斯兰教心存疑惑。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消除他们的疑惑。金天柱曾想到前人的著述，但那些著述“皆集吾教之经，以阐吾教之义。其事，则认主拜主，民常日用；其言，则指点教内人者居多。且书册浩繁，谁肯究心探讨？”而且“不屑白此目前之疑案。”于是产生了释疑的想法。可是，他担心自己文采不够好，写出来的东西受人鄙视，所以一直没有动笔。此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致使金天柱没有马上动笔，那就是个人的安危问题。他可能考虑到，如果自己写的东西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得罪了某些大臣，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那就得不偿失了。乾隆二年，金天柱升任译学掌教，使得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信心，于是决定下笔著述。由于自幼兼学伊斯兰知识和儒家文化，加上平时的积累，早已储存了丰富的素材。因而不足一个月，他就完成了著述，命名为《清真释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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