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观念和方略都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清政府逐步地以西方近代外交原则来指导清政府的外交实践。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从事外交事务，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1873年清政府首次接见外国外交官，1875年首次向外国派驻外交使团，由此逐渐实现近代外交的转型。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变化，已有人开始关注（注：如高路、刘增合等，分别参见《论清政府对外方略的改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 期）和《1840-1894年晚清外交观念的转变》（《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变化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些探讨，以求就教于方家。
    一
    鸦片战争不但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于爱国的士大夫来说，是一次极其痛苦的教训。一部分先进的爱国人士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进行深刻的反省，开始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由此，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原则开始与西方新兴势力相遭遇，从而产生了以抵御西方侵略为目的的探究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潮。
    经世致用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了，但它不一定是儒家的专有之物。只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儒生又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致用观念才逐渐演变成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南宋以下，儒学的重点转到了内圣一面，讲学论道代替从政问俗，“经世致用”的观点也慢慢地淡薄，直至明末以满族入主中原，明末清初一些士子精英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发现理学的“空谈心性”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使得经世致用之学风成为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种精神共识。乾嘉时期，由于承平日久，也由于统治阶级文网缜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从事名物训诂、典章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大淡化。乾嘉以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不仅使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导致吸毒成风，社会风气越发腐败，整个社会进入“衰世”。因而，经世致用的准则又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思想，经世学派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汇集于旗下的龚自珍、陶澎、贺长龄等代表人物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天下为己任，或撰写时政论文，究心实际问题，或研讨治国大政。一时间，对传统的边疆史地的研究，对漕运、盐法、河工、农业等等方面的改革呼声不绝于耳，皇皇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也于是时完成。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力更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深为震撼。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经世思想家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幻中走出来，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开始突破“夷夏之防”的思想藩篱，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综观此时经世学者探讨西方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世界史地的研究，增强了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幻中，对外部的世界知之甚少，以至于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帝尚不知“英吉利”来自何方。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西方列强对东南沿海侵扰的增加，经世学派把瞩目的焦点由内政问题转向“夷国”、“夷人”的有关情况，对世界地理问题的研究一时成为热潮。据统计，1840年以后至1861年，清代文人已写出了22部关于世界地理问题的著作（注：参见刘增合：《1840-1860年经世学派与近代地理观念的演进》，《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1期。）。 由杨炳南记录、谢清高讲述，成书于1820年的《海录》也因记录了谢氏在95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而得以多次翻印。（注：如1842年王蕴香辑印《域外丛书》，1843年郑光祖辑印《舟车所至》，潘士成所辑《海山仙馆丛书》均收录了《海录》。）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图四说》更是名噪一时、影响深远的关于世界地理的名著。《海国图志》成书于1842年，共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为100卷，计80万字， 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地理历史著作，影响后世颇深，东传日本后亦风行一时。《瀛环志略》成书于1848年，总计划10卷，它对外部世界的介绍比《海国图志》更详尽准确，并较少附会臆测，同时对西方诸国的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等作了较多的记载。成书于1846年的《海国四说》对美国和英国的介绍尤为详细，并且涉及到基督教问题。这些著作的问世，均为近代中国在西学荡击下被迫作出的反应，它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研究，而是经世学者关注现实、注重实效，探求御侮自强的结果，具有浓厚的政治救亡色彩。
    二是对西方先进武器的认识和追求。鸦片战争给世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鸦片战争》（二），第570页。）鸦片战争后， 经世学者们通过对“夷情”的了解和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制驭西方侵略者，必须引进他们的坚船利炮。林则徐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注：《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第243页。）监生方熊飞建议用西法制造战船150只，分别置于奉天、天津、上海、乍浦、定海、福州、厦门、虎门等沿海重要口岸；（注：《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5页。 ）魏源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长技大抵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且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在广东虎门外设立厂局，仿造西洋船炮弹药，呼吁允许商民设厂，发展民用工业，还要求设立译馆，翻译夷书，以熟悉夷情等等。（注：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经世学者们的这些思想，是他们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结果，打破了“夷夏之防”的思想界限，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拉开了序幕。
    鸦片战争以后经世学者们的贡献，已为广大学者所共识。然而，事实上经世思潮只是在鸦片战争战败后轰轰烈烈了一阵子，随着烽烟的云散，英军的退出，清朝政府又归于宁静。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除了恪守条约外，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并没有改变。这一现象与当时的探求和学习西方是在“经世致用”的观念指导下有莫大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是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正是这一核心精神促使经世学者们在清政府鸦片战争战败后积极地探求“制夷之道”，于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经世学者们开始将视角转向未知的西方世界，因此有了研究西方史地和学习西方军事长技的思潮。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殖民者的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中西之间暂时相安无事。因此，在时人看来，清政府外部强大的压力已经解除，探求和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也相应地消失，经世学者们探求和学习西方的动力和行为也就相应地戛然而止。
    第二，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经世致用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众所周知，“经世致用”思想是孕育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思想，而且每至衰世，经世致用的思潮就必然纷起，成了拯世济时的思想武器。因此，“经世致用”所能涵盖的，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内容，或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能够接受的内容。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侵略中国的战争，同时也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我们知道，一种文化在向另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传播对象的文化结构的制约。与文化接受者相同的、或者显而易见的文化因素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易于被接受，而与受众的文化因素相径庭的文化因素则常常受到排斥。鸦片战争中，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强大的西方殖民者及其所蕴含的异质于中国的西方文化，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尽管有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并且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引下，开始了探求西方世界，寻找“制夷”之方的艰难历程。但是，“经世致用”这一指导思想，决定了经世学者们不可能对异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的深刻内涵有清楚的认识，而只能是停留在十分显而易见的“坚船利炮”上。同样，对于《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的危害，也超过了“经世致用”的涵盖范围，经世学者们也是无法认识到的。因此，一旦条约签订，英国殖民者的军队退出中国，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危机已经解除。
    第三，经世学者们的探求西方、学习坚船利炮的主张只是局限于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并未获得清朝当局的认同和社会的广泛共识。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了，清政府的失败在中国、特别是在处于社会中坚阶层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然而，由于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天朝上国”思想的根深蒂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震动不是基于西方势力的强大和异质的西方文明的优越，而是基于“夷夏之防”的破坏和世界中心地位所受的挑战。对于这一局面，传统的士大夫虽然也认为维护“天朝上国”的无限荣光是他们的历史使命，而拯救的办法只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尚礼仪而不尚权谋”，对西方的一切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即使是开明的士大夫想到的也只是如何修复宗藩关系体制。因此，经世学者们“师夷长技”的思想未能及时得到全社会的共识，也未能引起清朝主政者的重视。
    于是，鸦片战争后，在经世致用的思潮的指导下，经世学者们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探讨，但是却未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清政府的对外指导思想，仍是“以诚待人”、“以理服人”、“怀柔远人”的宗藩关系原则。同时，对于曾经重创中国的西方殖民者，清政府坚持“信守和约”的原则，试图以此来维持世界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