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外交礼仪、外交程式的近代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中外接触的日益频繁和近代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成立，清政府在对外交往的礼仪和外交程式上也逐渐趋新。如各国公使上任后、御任前，都必须拜会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以平行的礼节接待他们，或款以酒果，或设筵招待，并随后予以回拜。在交涉方面，总理衙门承担着遇事同各国公使直接谈判的职责。公使有事需到署公谈，必须先致函确定日期，由总理衙门官员届时接待。双方会谈的内容都必须记录下来，以备随时参考。双方的文书往来有照会和节略，而谈判的结果是以换议定书、签字笔录等方式定案。（注：参见叶翔凤：《中国晚清外交机构近代化的起步》，《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此外， 同治帝以五鞠躬的形式接受了西方使节的觐见，也是外交礼仪近代化的重要表现。
    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洋务运动是晚清经世学者提出的“师夷长夷以制夷”的实践者。正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从事洋务的清朝要员和洋务派为适应中外关系的新形势，对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进行了调整，初步建立起一套近代化的外交体制，从而促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然而，这种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是在“经世致用”观念的指导下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其必须只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的局部改造。但是，西方近代的外交体制是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宗藩关系”的体制，因此，晚清外交近代化出现了新旧杂糅、先进与落后并存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
    其一，传统的宗藩关系与近代外交关系并存。如前所述，晚清外交的近代化是在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迫做出的反应，同时，“经世致用”虽以重视现实、重视实效为核心精神，但是，它毕竟是从儒家的文化传统来观察和适应西方的，因而，对于传统的思想和体制必然有许多的依恋感，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必然会有本能的抵抗。所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外交体制出现了传统外交体制和近代外交体制并存的局面。对于西方列强，清政府逐渐改变传统的外交方针，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外交方式来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而对于亚洲的藩属国，清朝统治者仍然无视海外的变迁，而陶醉于自己的礼义文明，死守世界中心主义的那一套，继续沿用传统的宗藩关系，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藩属国进行册封，接受其朝贡，是传统外交体制与近代外交体制的混合体。
    其二，对外国公使驻京的恐惧。在中国传统外交中，严“夷夏之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外谈判，咸丰帝认为危害最大的是公使驻京，多次谕令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设法消弥”，此后在税则谈判中还试图用关税来换取外国公使不驻北京，但最终因西方列强的坚持而未果。1861年4月， 普鲁士公使艾林波到天津要求与清政府签订和英法俄美等内容相似的条约，清政府先是派崇纶到天津会同崇厚等与之谈判，设法阻止他进京，其后又与其就公使驻京这一条款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后被迫允许其五年后驻京。（注：事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四至卷八十相关内容。）互派使节是近代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1861年的北京虽然已有了驻英、驻法公使，但是清政府仍尽力阻止外国公使来华，这是传统的“夷夏之辨”对近代外交的本能的抵制。
    其三，在对外交涉中对外国使臣态度的重视。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因此以处理对外关系时，藩属国的态度是否恭顺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已经彻底丧失，然而在对外交涉中对外国使臣的态度仍然过分地重视。例如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曾有商队准备到北京进行贸易，这是条约的中文本未曾记载的。清政府与俄国使臣之间进行了多次的商讨而未有结果。总理衙门曾接俄国来京公使巴里玉色克在恰克图所发照会辩论北京贸易之事，内中有“汝曹尔等各语，词意极为桀骜”，恭亲王奕 就派人到俄国使馆“责其不知礼义，有意傲慢，将照会掷还”。俄国官员只好承认是翻译错误，重新翻译后送来。（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第2959页。）俄国公使到北京拜会总理衙门后，奕 等到俄国使馆回拜，特别上奏给皇帝说“该使执礼甚恭，语言亦极驯顺”。（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第2961页。）在中普两国关于驻京的谈判中，清政府对艾林波的态度更加重视，将其递给崇纶、奕 的照会中“不驯之词”一一指出，艾林波补递照会后，删去“不驯之词”。奕 等详加查阅，“词句驯顺”，“已无骄矜之气”，故而“权从允许”。并且认为“盖彼既以礼相求，似亦不值为此一二年，徒多争论，致生枝节”。同时，奕 还得出结论“原以抚驭外洋，不能不刚柔并用，藉以先消其桀骜之气，然后再相机转圜。”（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第2945页。）此外，在对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清政府也十分重视他们的态度，一旦“态度恭顺”，便相机“允其所请”。
    其四，对条约的恪守。在国际事务中，条约作为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并确定其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国际书面协议，在协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西方殖民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此，恪守条约就成了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对外交涉中，无论大小事，清政府都一再谕令大臣要“恪守条约”。同时，清朝官员也常因为“条约未载”而束手束脚。诚然，在国际关系中，遵守条约是必须的，然而，对于清政府来说，“恪守条约”则有传统宗藩关系中的“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思想成分。例如恭亲王奕 曾就英国九江领事官被欺一事令地方政府严肃处理，“倘地方官吏不破除积习，力存体面，恐不足以致外国人敬服”。同时“请敕下浙江巡抚及海江通商各省大吏，严饬所属一体懔遵。”（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十，第2967页。）以后，一有中外冲突事件，清政府皆敕令地方政府要“严守和约”，从而形成了“官怕洋人”的局面。如此，过分的“恪守”就必然使得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丧失一定的灵活性。
    综前所述，在晚清中国近代外交观念产生的过程中，“经世致用”起了很大的作用。“经世致用”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精神核心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不断受侵凌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救国之方，从而在外交实践中不断摸索，一步一步地引进西方近代外交观念。然而，“经世致用”本身的思想局限又使得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的引进总是带有新旧糅杂的成分。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