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李鸿章全集》虽然汇集了国内诸多单位所藏之李氏文档，但该书的主体版本仍然是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李氏文档。这部分材料就是当年吴汝纶选编《李文忠公全集》时，所整理抄录的详本。今日该底本上仍保留着当年吴氏对李鸿章文稿选取时所留下的朱红笔迹。书页中对入选者和删节者皆有所圈记，成为今日校勘《李文忠公全集》的最佳底本。这批材料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全部文稿资料按类别分为奏稿、电稿和函稿三部分。
    奏稿按年编排，大体每月1册，共有348册，另有奏稿散页1 巨册和《督粤奏稿》6册。此外， 在该馆的长乐路藏书楼还藏有《李鸿章奏稿》的抄本5册，均为同治年间所奏。此抄本中有诸多附片和清单， 可以弥补李氏早期奏稿附片和清单之缺佚。
    函稿名目较多，分为：《洋务函稿》、《海军函稿》、《外部函稿》、《朋僚函稿》和《议迁南海子教堂奏疏函稿》等五种。《朋僚函稿》又名《李鸿章信稿》，与金陵刻本之《朋僚函稿》有较大出入。《外部函稿》和《洋务函稿》内容相同，并与金陵刻本《译署函稿》出入不大，三者实为一书。三部函稿皆起自同治九年八月，但截止时间稍异，《洋务函稿》终于光绪二十年三月；《译署函稿》则终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另外，吴氏在选编时删去头尾，更改了个别字句。《海军函稿》和《议迁南海子教堂奏疏函稿》均同于金陵刻本，只是个别字稍有更改。除此之外，上海图书馆还保留有大量李氏未刊函札，如：《曾左胡李四家尺牍》、《李鸿章李鹤章手札》、《李鸿章朋僚手札》、《眉生友朋手札》、《龚仰蘧亲友手札》、《应敏斋友朋书札》、《李鸿章手札》、《慰农友朋书札》、《曲园所留信札》、《李鸿章等尺牍》、《曾国藩李鸿章致薛焕书札》、《钱芝门友朋手札》、《李鸿章家书》（致方儿）、《李少筌尺牍》（致黄昌歧）、《曾国藩朋旧书札》、《张廉卿亲友手札》、《孙衣言等友朋手札》、《李鸿章致薛时雨手札》、《李鸿章致丁日昌手札》、《李鸿章与曾国藩论军事书》、《李鸿章致应敏斋手札》、《李鸿章监临入闱诗题咏集》、《李鸿章致兄李瀚章书》、《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手札》等。以上大量函札中，大约收有李鸿章未刊函稿约千余通。特别是《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手札》多至14册，所收函札约600通。这部分函札起自光绪九年，直至甲午以后， 对了解这一时期李鸿章所思所想之内心世界十分重要。
    电稿分为《总署要电》和《中外往来要电》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已经发表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仅余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九月的电稿未能出版（原准备作为第4 册发行）。将上海版《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与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电稿底薄核对后，方知歧异颇多。该书不仅将原电的电文程式用语概行删去，而且对电稿中所附函札的处理也不尽一律，有的收入，有的则略去。如《总署要电》中曾收入《恭邸等密函》（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到），系恭亲王奕在甲午战争初期致李鸿章的密札。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电稿底簿在该函之后有李鸿章的复函及其附件，而上海版《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8页将《恭邸等密函》收入， 但却将李氏的复函和附件删除。重新整理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将对上述情况作统一调整。
    三
    自从曾国藩家书刊行以来，人们得以藉其家书窥视这位理学家的内心世界，从此家书便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各种名人家书遂纷纷出笼。李鸿章是个很少亲自写信的人，今日留存下来的亲笔书信并不多见，其家书自然更是少得可怜。国内出版物在编者说明中曾特别指出：“李鸿章家书刊刻传世的并不多见。因为他与家人所讲私房话，对世道人情自有许多真情流露，颇值读者体会品味。”故而“此书自清末以来以不同形式广为流传，百余年间，世人或诵或抄，爱之不厌”，直接点出了这些家书的珍贵之处。
    李鸿章家书虽然令人珍爱有加，但其来源却并不清楚。早在李鸿章晚年，其幕僚吴汝纶就已开始整理李鸿章的文稿。吴氏于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即1902年刊行了《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其中并无家书。到了民国初年，共和书局排印出版了《李鸿章家书》，首次把李鸿章的90封家书公诸于世。1936年广益书局排印《清代四名人家书》，又将李鸿章的家书收入其中。近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将该书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遂使这批家书成为重要的近代史资料，上了中外学者的案头。近来，国内一些出版社从整理国故，寻找卖点的角度出发，也开始整理出版李鸿章家书。1994年11月，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邓曙光编注的《李鸿章家书》；1996年4 月安徽黄山书社也出版了翁飞和董丛林编注的《李鸿章家书》。1996年1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凤祥等四人主编的《清代十大名人家书》，其中又收有《李鸿章家书》。上述所有这些出版物所依据之底本，均是民国初年共和书局的本子，而当年共和书局出版此书时则对李鸿章家书的来源秘而不宣，遂使这些家书的面貌变得扑朔迷离，令人难辨真伪。
    真伪难辨并非不能辨，只要稍加细心，读者就会发现书信中的许多疑点。该书开篇的《禀父母》一函，虽无发信时间，但依据家书中所言之事，尚能考出大致时间。函中言：“当儿来此接篆之时，一般谋缺者纷来道贺，户为之穿。”李鸿章的所谓“接篆之时”，当指同治元年署理江苏巡抚之事。因在此之前，李一直任翰林院编修，并无地方实缺，后来虽擢道员，也未赴任供职，无篆可接。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清廷命其署理江苏巡抚，李方有篆可接。然而在此之前，其父李文安却早于1855年7月6日死于合肥军次，李鸿章根本不可能在此时给父母同时去信请安，是信之假昭然若揭。再如第四封《禀姑母》，是函虽字数不多，却杜撰得更加荒谬离奇。信中言：“高邮王怀祖先生，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怀祖先生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可由侄具函遣至白门曾夫子幕内，转送高邮可也。”王怀祖者，王念孙也。曾国藩对王念孙极为推崇，曾说过：“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王氏生于乾隆年间，死于1832年，而曾国藩则在1838年中进士后才进京做官；李鸿章“受业曾门”更是在1845年，这些都是王怀祖死后多年之事。曾国藩决不可能对他的崇拜者死去多年而不知，李鸿章以湛学之士，且又师事曾氏，更不会闹出要其表弟追随隔世之人去做“问业弟子”的大笑话。荒谬和离奇不仅证实了这些家书的作伪，同时也表露了杜撰者水平的低下。
    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学照在《历史研究》上撰文，揭示了李鸿章家书作伪之事。刘先生的考据功夫扎实，文章极有说服力，唯不足者，则于李鸿章书写家书之习惯不甚熟悉，故而偶有失足之处。如刘文指出：“季弟是指最小的兄弟，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是六弟昭庆。”“但第61函《致季弟》说：‘昨日高升来，知吾弟患温湿症’，紧接着第62函《致鹤章弟》开头即说：‘来书，吾弟患湿温渐愈，寒热渐退，喜甚。’从这两函联系起来看，季弟竟又表指为三弟鹤章弟。这种兄弟称谓上的错乱，充分暴露了作伪者的混乱。”其实这里“混乱”的并非是作伪者。以通常的知识而言，伯仲叔季，季弟所指当然是最小的弟弟无疑。然而以李鸿章惯用的习惯称呼来说，“季弟”所指就不是六弟李昭庆，而是三弟李鹤章。李鹤章号季荃，李鸿章呼为“季弟”；李昭庆号幼荃，李鸿章呼为“幼弟”。这些称呼都是李鸿章书信中所常用的，决不能以通常的知识来作泛泛的理解。对人物的确认出现失误，以此做出的考据就难免没有差错。
    就现在出版的《李鸿章家书》而言，其中内容来自民国年间各种版本者，可以大致断言是伪作。在中国作伪也算得一种职业。但是做晚清名人的书信手札则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的，是非高手不可。前些年，笔者在南京调查李鸿章资料时，曾得知在解放前后，南京有一位姓马的老者，专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并以此为生业。他所做之物水平之高，令人难以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