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文档整理研究续议(3)
虽然没有机会见到过去的作伪者,但笔者却有幸见到了一些他们的作品。1994年,在安徽一所知名高校的图书馆作调查时,笔者意外地发现了一部李鸿章书信的抄本。这批东西数量不少,约在十数册之多,长期被该馆作为善本珍藏,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笔者认认真真地看了约二个小时,最后断定是一部伪作。这个结论使图书馆的人大吃一惊,馆长用鄙夷的目光斜视着我,那意思似乎是说:“你懂什么!”笔者只好稍作解释,随手翻出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讲给他听。记得那是一封李鸿章写给中国驻英法大使刘瑞芬的信,李在信中告诉刘说:“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伯行者,李鸿章子李经方是也。李鸿章是个十足傲气的人,从未如此恭敬到在称呼自己儿子时用号而不直呼其名。习惯上,李鸿章通常在给朋僚的函稿中多称李经方为“方儿”,只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才直呼“臣子李经方”。我猜想这部书的作伪者,可能是根据当时所见某人函中提到“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一事,将其移入伪造的李鸿章函内,这是过去伪造晚清名人书信时最常用的手法。这样做要比自编内容来得更加方便可靠。既可以给人一些实际的内容,又令所述史实经得起检验,可惜的是,作伪者并非当事之人,亦未能弄清所谓“伯行”者何人,留下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而且此函在书写时,依据时人习惯,又特地将“伯行”做了挑行抬头,以示恭敬,更是令人感到可笑之至。 那么,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家书传世呢?应该说家书是有的,但这些家书从未在世人手中流传过。据笔者所知,目前李鸿章的家书仍然散见于各处,并未进行过统一的整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就收藏有李鸿章致哥哥李瀚章的亲笔书札数十通。另外,长期隐居上海的名作家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先生手中,今日仍然保留着外曾祖父李鸿章写给祖父张佩纶的亲笔手札数百通,这其中就有数十通手札是李鸿章亲自写给女儿菊藕的家书。作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人,保存这些家书的纪念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他们所理解的那些学术研究的价值。其实,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与曾国藩并不相同,他在家书中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伦理说教,而是就事论事,所谈多以家务为主。这种家书即便出版了,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李鸿章之人,只怕也难能有耐心去认真读它。 四 在对李鸿章所有文稿进行收集、分类、排比和校勘的过程中,笔者根据工作需要编辑整理了一部《李鸿章文电编年》,以时间为序,按日将李氏所有的奏、电、函、文和公牍等篇目编列,以代码形式著录资料来源和馆藏。按照《李鸿章全集》的原定计划,这部《李鸿章文电编年》将作为新版《李鸿章全集》的附录卷,排列于书后一并出版,为研究者提供馆藏出处。后来事多变故,出版社为节省经费,压缩字数,将原定计划废弃,于是这部耗数年心血而成的《李鸿章文电编年》,就这样简单地便成了笔者的一个单纯工作手册。然而,在编辑整理李氏文稿工作的过程中,笔者渐渐发现自己编的这部长达百余万字的“工作手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有着它书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完全可以再继续完善,把它作成一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题目录书。有了这个想法,于是笔者又开始补充新材料,填充新馆藏,不仅收录李鸿章发出的文稿,而且著录他人的来电、来函和咨文、上谕。 目录学本是中国传统史学入门的学问,过去为史之人,无不精通此道。不意今日学问越分越细,史学之中又分出了许多专门,目录学遂变成了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以致诸多治史之人非但不做目录学之苦功,且视其为史学之“下手”末业,不足为道,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 这部《李鸿章往来文电编年》书稿,若能出版,可以说是研究李鸿章和晚清史的一部工具书。它有如下一些功用: 第一、它可为校勘各类李氏文稿提供便利。今天人们所见到的李鸿章各类文稿,无论是吴汝纶本;还是现在正在编辑的上海馆藏本,都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奏稿,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本是吴氏选编李集时的抄录的“详本”,但却与吴氏编辑刊行的《李文忠公全集》不尽相同,吴氏在其中多有删改。按说,吴氏选编时抄录的“详本”是依据李氏奏稿的底簿抄录的,今日底簿已难见到,但将“详本”中的奏折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奏折录副本相校,也有不同之处。由此可知,李鸿章的文稿由起草、上奏、选编到刊行,每个环节皆有删节和调整。虽然这些调整是个别的,局部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或许可能是十分重要的。目前,还不可能出版一部李鸿章文集的全校本,而且也无此必要,因此研究李鸿章,在使用任何一条材料时,知道它曾经有过的各种版本和文档的馆藏,校勘它的异同,无疑是一项十分细致而又不可忽视的工作。本书稿为李氏文档的各种不同版本提供了馆藏出处,方便研究者查找校勘。 第二、本书稿在编辑李氏文稿的同时,对诸多李鸿章的函、电、奏稿以及附片等做了时间的考订,尤其是一些李氏的散见函、电,依据其所述内容和往来文电的情况作出判断,同时订正了历来各种版本中的一些讹误。书中对李氏函电的收件人也尽可能地注出本名,以方便使用者。这项工作细致繁杂,耗时费工,其中之甘苦,只有作者自己体味了。 第三、本书稿著录了李鸿章的往来文稿,尤其是来函来电,这是历来李氏文档各种版本所不收录的。众所周知,研究李鸿章仅仅依据李氏本人的文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其往来文电对照研究,方可详明始末原委。多年来,研究者苦于无处查询各种材料,无法进行更为细致的对比研究,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努力,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供使用的工具。虽然本书所著录的来函、来电、上谕和各部行文只是李鸿章所收文电中的一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为研究者的继续追索提供一点线索,或能有所裨益。 第四、本书稿附有人名索引,便于使用者检索。这个索引对于系统了解李鸿章关系网的有关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另外,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也为初涉这一领域的应用者提供了一个可供使用的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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