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社会历史条件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直接任务、斗争对象、斗争形式等都变了。
    其一、无产阶级由被统治的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由无权的阶级变成了掌权的阶级，由一无所有的阶级变成了应用尽有（拥有国家政权，生产资料）的阶级。这是最根本的变化。
    其二、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由夺取政权变为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巩固政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变成了“改革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变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三、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对象由阶级敌人、敌对的阶级变成了大自然；要征服的对象，成为自己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成为自己的无知和盲目；斗争的场所由战场变成了车间、农田和研究所。
    其四、知识分子由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主体。
    在两大对立阶级存在和激烈斗争的时代，知识分子从总体上看，不能不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当无产阶级掌权后，当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变化后，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而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什么样的一部分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⑤]，因此知识分子应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一部分，最核心的一部分，最中坚的一部分，最先进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
    其五、无产阶级历史活动的主要形式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变成了扎扎实实的社会生产。没有硝烟弥漫，没有口诛笔伐；没有你死我活，誓不两立，没有群众运动，大起大落；没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产，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⑥]。显然，在阶级斗争形势下以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为理论对手，为革命服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群众史观--“群众创造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总是具体的”[⑦]；“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过程”[⑧]。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条件限制的真理。“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⑨]。难道我们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抱着一个绝对真理不放？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原理，毫无疑义，是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推演出来的关于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一般原理。它是正确的，但正确的东西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运用于适用的地方。“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⑩]让我们看看“一般”真理被生硬地运用于“特殊”环境是如何变为空话的。
    二、群众史观：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否证
    人类是进步的、认识是递进的、真理是发展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11）。发现和掌握唯物史观及群众史观是重要的，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更是适用、有效的。然而，真理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任何真理也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件和范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12）。随着形势的发展，群众史观变成了基础的东西，变成了“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之否定”，“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这样的知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群众史观失去了其现实指导作用。如果不发展它而拿来直接应用，就恰如“知道大麦植株是否定之否定便可以种好大麦”一样，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和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