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不久（可能已被许多健忘的人忘记或者在努力争取把它忘记）的年代里，群众史观的唯一作用是作为群众运动的理论基础。把群众史观绝对化，导致了否认党的领导，否认领袖是一个集体，否认群众中的英雄，否定人民英雄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英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与此“相映生辉”的是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众多的民族匍匐在一个伟人的脚下，歌颂着“太阳”、“舵手”、“统帅”、“导师”和“救星”，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历史创造作用和历史主体地位，个人崇拜泛滥，封建主义回潮，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这种走极端的群众史观又成为个人崇拜的思想工具。
    最后，群众史观有着形而上学、对着干的片面性弊病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一刀切、一风吹、一面倒、一窝蜂、单向思维、求同排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看不到东风压而不倒，西风倒而复压；还有东风转南风，西风偏北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我们不能说它当时是错误的，我们也不能说它永远是正确的，我们更不能在今天把它原封不动地继续下来，实行“两个凡是”，推而广之。遗憾的是，群众史观正是这样。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对英雄史观，便只能是群众史观；帝王将相被封为“英雄”，于是人民群众便只能是“卑贱者”；既然“高贵者最愚蠢”，那么必然就是“卑贱者最聪明”。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在革命的年代、在阶级斗争的日子、在夺权的时候是一种必要；而在建设的年代里、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是一种错误；从哲学上来说则是形而上学、二值判断、单向思维。
    三、群英史观：唯物史观的现实形态和创造史观的必然结论
    “真理和谬误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在改变了的条件下，谬误有可能变为真理”（14）。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英雄史观是依附于唯心主义的，是归属于唯心史观的，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唯心主义在群众作用问题上都表现为英雄史观，即认为英雄人物帝王将相决定历史的发展，否认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15）。在这个意义上，即把英雄仅仅限制在“帝王将相”之中，这样的英雄史观当然必须否定，它是荒谬的。但是这个“英雄”只是贬义上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一、才能勇武过人的人，英雄好汉；二、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的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佩的人”（16）。我们又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拱手送给唯心主义、唯心史观呢？
    反对英雄史观，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需要，是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的需要。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一是反对唯心史观、揭示历史本质；二是反对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人民群众和英雄对立”的这一意义上反对英雄史观；三是揭示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准备理论基础。而一旦无产阶级完成自己革命和夺取政权的任务之后，唯物史观在新的形势下，便转化为一种基本而又基础的理论；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唯物史观的新形态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新的形态便是创造史观。而创造史观的确立，同时也论证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论--群英史观--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英雄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群众作为英雄的基础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着主体的和基础的作用。
    其一、群英史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历史创造活动的结论。
    如前所述，把群众看成一个孤立的、绝对的普遍是错误的--不符合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把群众和英雄绝对对立起来，也是不妥的，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任何对立的前提都是统一，任何区别的前提都是联系。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离不开自己的英雄的带头作用、主导作用、领导作用、中坚作用，历史进步的过程不是一刀切、齐步走、肩并肩、向前进，而是由点到面的突破，由局部质变向全面质变的扩展。“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7）。“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能推出自己善于组织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18）。这个伟大人物便是时代的英雄，这个“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便是这个阶级的英雄。他们率领这个阶级，作为时代代表来创造历史，却只能说或只是说“群众创造历史”，这实事求是吗？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