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逻辑学集合概念的理论来分析。
    逻辑学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一类事物的群体，把概念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客观事物存在两种不同的联系。一是类和分子的联系，一是群体和个体的联系。事物的类是由分子组成的，属于这个类的每一分子都具有该类的属性，事物的群体是由许多个体构成的，作为群体中的个体并不具有该群体的属性。集合概念是以事物的群体为反映对象的概念，如“森林”、“丛书”、“工人阶级”等，这些集合概念只适用于它所反映的群体，而不适用于该群体的个体。
    毫无疑义，当我们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人民群众”是一个“集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人民群众中的某个个体（张三、李四或王五）可以是历史的主人或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等命题，它只是一种理论的演绎，只能作为宣传的口号，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动员人民，大搞群众运动的宣传工具，而无实际操作意义。也可以说，它可以是一种起点，一种基础，一种前提，而不能成为终点。一次战斗动员时，毫无疑义要强调集体的力量、集体英雄主义，但在战斗总结时，还是必须弄清是谁炸毁了某座敌堡，是谁活捉了敌人头目，应该给谁记几等功。虽然也有集体记功，但绝对不能只记集体功不记个人功。如果总是只记集体功不记个人功，很快集体就不立功了。立功的集体并非人人有功，甚至可能有的人有罪。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但其中既有民族的英雄，也有民族的败类，有毛泽东，也有汪精卫。因此，只强调“群众史观”，而不具体分析群众中谁是英雄，谁创造历史，在阶级斗争已不成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会形成功过不分，平均主义，吃历史大锅饭；会打击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不利于历史进步。同时，如果我们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是每个分子都是历史动力都创造历史，我们就应该问：是人民群众的什么样的分子创造了历史，什么样的分子是历史的主人？作为创造历史的分子，历史主人的分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子？如果实事求是，循实求名的话，应该是人民群众的优秀分子，这些优秀分子是不是英雄--人民英雄呢？英雄的桂冠难道只准帝王将相戴而不准人民群众戴吗？哲学上难道只允许贬义地使用“英雄”一词而不能褒义地使用吗？这是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呢？
    其次，从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看。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都集一般和个别于一体，因此，人民群众也应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一个个个体组成了群众，离开个体便没有集体没有群众。马克思主义重视共性的东西，因为由一般所揭示的规律、本质，深刻而持久。但是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个性、特殊。“个别就是一般……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13）。离开个别，离开一个个具体的英雄，群众创造历史便是一句空话。离开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这个具体条件、具体任务，群众创造历史、群众史观实际上是“英雄虚无主义”。口口声声群众创造历史，却看不到一个具体群众怎样创造、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或者说，从群众中找到了这样的人，如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写出水浒传的施耐庵等，却不承认他们是英雄，这如果不是驼鸟的政策也是心理上有疾患。
    再次，它和历史创造的实际过程、和认识的规律、常识都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