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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世界历史观念一诞生，或者欧洲的历史国家从一开始从事描述的历史学，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既定的历史哲学框架下将欧洲国家处于突出位置。这是显然的，因为当时欧洲处于优势，而且欧洲人发明了理性的历史观，所以放在突出的位置。其实早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形成过程中，欧洲人已经开始自我膨胀，伏尔泰在回顾世界历史时虽然承认东方曾为古代世界中心，但是他认为中心后来转移到希腊罗马，而这一转移意味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而此后的世界历史全部成为欧洲文明的扩展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康德的理性引申为自由精神，提出人类理性的终极目标就是自由精神的充分实现，而欧洲文明已经达到这样的顶点，历史就此终结。连渐露端倪的美国兴起，都只能算是史后现象。康德说人类历史的最终归宿是人的理性的充分开发，黑格尔说到十九世纪时欧洲人的开发已经到头了。美国兴起是人类理性开发到头之后的史后现象，这不是历史研究的范围。总之，按照欧洲的学术，既然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理性或自由精神的发展史，而欧洲已经达到顶峰，世界历史已经终结，那么世界历史除了书写欧洲，便没有其他选择。这就是十九世纪欧洲世界史学呈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也是民族国家成为思考与叙述的基本单位，而宏观世界史学渐行渐远的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世界剧变，颠覆了欧洲霸权并惊醒欧洲人，伴随着这种时代剧变出现的历史反思，从社会生活角度看总是质疑与现实反差最大的陈旧观念为起点，在研究取向上总是从学术发展史的最近端切入，所以欧洲中心主义便不期而然地成为西方世界历史学的反思重点。 凡是不承认西方中心的，因为讨论当中总是以欧洲或者西方为一方，以反欧洲反西方为另一方，所以凡是反欧洲反西方中心的都被统称为全球史观。这种全球史观在西方发展有一个过程，尽管全球史观这个概念出现的并不是很早。首先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指出欧洲或者西方文明不曾也不会定格于文明的顶峰，为说明文明的命运，他们举其他的历史文明为例，虽然他们没有批判欧洲中心，但拓展了欧洲世界史学的视野，使后者在惟我独尊一个世纪之后重新认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再之后就是巴勒克拉夫，他呼唤宏观世界史学的回归，是主张把去欧洲中心的思想从思辨史学转入叙述史学的第一人，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撰写贯彻全球史观世界通史，但是他提出要公平对待各种文明，承认各自历史贡献。再有一个人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他写的《全球通史》在方法论上进行开创性的尝试，提出了所谓月球立场，提出了非国家叙述单位。他认为世界历史要写的时候不能一个国一个国来写，而要跨国家跨文明为单位，充分展示他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决心。再之后就是沃勒斯坦和麦克尼尔，他们在方法论上走的是解构西方文明的一条路，这种解构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沃勒斯坦方式，他提出世界体系说，他想说文明不可能单独存在，只能生存于多种文明组成的体系当中，一种文明的兴衰有赖于体系发生变化，而不能仅仅从文明自身寻找原因。这是他解构西方文明的一个途径。再有一个途径就是本特利和麦克尼尔这些人，他们解构认为文明不可能纯粹，各个文明都是多种文明成分的混合物，而且彼此处于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当中，脱离这一过程为文明分类和定性本身就是荒谬的。像彭慕兰去欧洲中心最为直截了当，他说一直到近代早期，世界的中心根本不在欧洲，而在中国。这些都是从全球史观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去批判欧洲中心论。这是全球史观在西方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在中国，世界史这个概念应该说跟西方的完全不同，中国史学传统悠久，但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传统当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特别是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出现。我们的世界历史是在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被西方人打开中国国门之后，随着我们一部受屈辱的历史而引进来的。所以这样我们对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或这个学科的感情上就很纠结。一方面我们当时希望引进西方的东西来强大我们自身，另外一方面对西方又有一种抵触情绪，如果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可以全盘接受的话，在思想文化理念上接触之后这种情绪就很纠结。所以我们在1949年以前，少数历史学家引进了西方的历史哲学或者历史观念，也对这种东西持一种赞成的态度，但是对以西方为中心，或者没有把中国文明放在历史进程当中，心理上或者感情上很难接受，在梁启超、周谷城的著作当中都有体现。 解放以后我们引进的是苏联世界历史的体系，这种体系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把西方或者欧洲传统以国别为基本单位叙述世界历史的方法也拿进来了。到周一良和吴于廑两个人写中国世界通史的时候，基本是拷贝的苏联科学院的十卷本的《世界通史》，实际上就把苏联的体系照搬过来。在照搬的过程当中，吴于廑意识到这种以国别为单位叙述世界历史的方法并不非常可取，但当时历史环境也没有更大的作为。文革以后中国国门打开，思想充分地解放，在这时中国搞世界历史的人开始接受外面一些观点，并且对自己的历史观开始反思，像吴于廑应该说读了一些西方全球史观的书，因为他的文章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引用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文章。在80年代那个历史环境当中，他还不得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去找相似的说法来支撑他的理论，在编六卷本的时候齐世荣先生跟他一起编，我听齐先生讲，因为齐先生读马恩比较熟，当时吴先生特别让齐先生去找一些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语录，来支撑这种宏观的横向的看到各国历史之间联系的依据。我记得齐先生说当时他找到了恩格斯的语录，去跟吴先生讲，他非常高兴。 一方面了解了西方全球史观的观点，特别对我们的世界通史只讲各个国家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而不讲和世界各个民族地区联系的历史感到非常欠缺，这样就和全球史观有接轨的地方，并且吸收了一些全球史观的东西。 但是全球史观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就像二十世纪初期和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接受西方的观点有一种纠结心态一样，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心态也仍然存在。在我们文章当中就有人提到，说我们历史研究如果只是一味重复西方史学的概念和结论，盲目地复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发展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只是一种削弱甚至破坏的作用，这种研究毫无价值。也有人说我们在研究借鉴全球史观时，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总之还是认为西方的观念不能照单全收，应该说里边有学理方面的一些思考，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警觉。 上面主要说全球史观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说中国为什么对全球史观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但是应该说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全球史观在西方和在中国引起的反映有共同之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他号称是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对他是不是真正批判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我们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批评。北大出版社最近出的第七版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高毅写的一篇评论，他认为仍然是西方中心论。这里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一种方法论上的质疑。在美国有一个普林斯顿学派，他们认为西方世界历史的概念、定义、命题都是西方人自己来定的，不管你对西方的史学理论进行怎样的反思，你都是在它的话语系统当中去思考。用伊格尔斯的说法，他是现在美国搞西方史学的大家。他说在我们批判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我们所用的那一箱子工具都是西方人提供给我们的，用这种工具我们是不可能去批判西方理论的。有一个印度裔学者叫扎克拉马尼，他说我们现在无论是描述还是反思西方的历史，都是用西方的这些观念，用西方的这些理论，西方的这些现实来做的。他说因为我们话语权就是在西方，如果我们想真正颠覆西欧中心论的话，我们得用孟加拉的语言，而且当孟加拉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孟加拉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上最受崇拜的模式，只有到那时候才可能，现在在这个话语的语境下我们不可能真正地颠覆西方中心论。 比如说把一种英文翻译成中文时，我们好像说能准确地翻译，实际上不是这样。比如说I‘m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我在教室里正在讲课，这是我对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的一种翻译，我想就这句话让在座的每个人翻译的话，翻译的不可能百分之百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字，一定是依据你自己的知识储备，依据你对英文表达的理解写出你自己翻译的词句。如果把这个变成一种理论在这儿说的话，底下的人究竟怎么理解我的理论，仍然是根据你的知识储备，你的信息量，根据你所习惯的语言，你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我说的理论。语言既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是一个能准确传达的东西，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够成为真理的，没有所谓客观真理。因为我说我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真理，但是在各位理解我这个所谓客观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理解。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真理是一种自我建构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是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转向的核心。所有的理论，不管它是真理还是谬误，都不是客观存在，而是每个人对它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颠覆西欧中心论？也是根据这个。你说西方的模式是最好的，你这个模式用ABC表达出来，你们都得按ABC去做，实际上大家怎么理解这个ABC是不同的。既然批判欧洲中心论是这样，所以你现在要建构起一个新的全球史观这种模式的时候，你也没有理由说你这个是最好的，你也没有理由说你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你是最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所以对全球史观这种批评，不管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都有一种人认为，全球史观可以存在，可以作为一种描述的方式来描述。但是不能认为全球史观就是一种真实的客观的描述，只是描述的一种。 那么我们中国人批评全球史观的时候主要就认为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史观，大家说你就不应该寄望于它是一个正确的史观，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史观。所以有人说我们不能用全球史观指导世界历史研究或者世界历史编纂的时候，有人就说不仅不能用它，也不能用任何。我们最理想的编纂世界历史通史的办法，或者最理想的推动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方式，就是让它尽可能多地存在，尽可能多的版本出现，每一个版本都有它的合理性，每一个版本都有它合理的解释。每个人的世界历史观是他自己生成的，而不存在一个正确的世界历史观让大家都接受。所以全球史观在美国所受到的批评和在中国所受到的批评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不认为它是一种客观的正确的历史观，而前提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正确的客观的历史观。 我想我就先讲这些，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