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建史学学的基础
    史学学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历史学对自身长期反思的必然结果。创建史学学也不能凭空想象、闭门造车，而应该有坚实的基础。既然史学学是一种“中观”史学理论，那么古今中外人们对史学理论所做的各种探索及其成果，都为史学学的创建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成为史学学建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对这些条件没有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就根本不可能创设出一个具体的、合乎实际的史学学的内容体系。
    历史学对自身的反思，可以说从历史学诞生之日就开始了。孔子、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曾以“论”、“赞”等形式零散地提出某些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如治史目的、史家修养、史料鉴定、史书体例等。南齐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总结。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分别论述了史书源流、体例、编写方法、史官设置、沿革、史书得失和史家修养诸多问题，尤其是他提出的“史家三长”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除了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的思想以外，还提出了方志理论。尽管如此，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仍然很不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著作则产生于近代的西方。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首倡写“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从而“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稍后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实践了伏尔泰的主张，他以自己的力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向人们显示了他的历史哲学鼻祖地位。从此以后，在历史哲学的光辉照耀下，科学的史学理论研究蓬勃开展，史学学的萌芽不断成长壮大，产生了不少代表性著作。
    我国近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以梁启超、何炳松等人为代表，在引进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又揉合了我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写出了很多优秀著作。”（11）1924年，李大钊撰成《史学要论》，开创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
    本世纪60年代初，作为史学学萌芽的史学概论，曾一度被列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但中途夭折。此后30多年，史学理论研究停滞，史学学胎儿难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举其大端，原因有三：其一是中国传统史学“重考据、轻理论”的痼疾，使中国史学家难以矫正“考据才是真功夫”的错误价值取向。其二是左倾思潮的教条化、公式化毒素，侵染、征服了幼稚学者，更刺激了正派史学家远避理论的逆反心理。其三是当时的世界史学及史学理论研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生了众多优秀成果。而我国史学界却闭目塞听，“在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中，我国的史学界失去了这种国际性史学交流的机遇，乃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举步甚晚的又一个原因”（1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3年“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像春风化雨滋润了史学理论研究者的心田。一股轰轰烈烈的史学理论研究、讨论热潮迅速在全国掀起，提出了不少振聋发瞆的新观点（13），从而使史学理论和方法一度成为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从那时至今，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孜孜求索，史学理论成绩斐然，可概括为如下5点：第一，对于建立史学理论学科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第二，在教学方面，1989年之后，全国高校历史专业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程，有的甚至开设了更高层次的理论课目。第三，多种史学理论论著不断出版和发表；越来越多的理论课题被提出来探讨，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14）第四，出现了专门的史学理论研究机构、杂志和研究生。第五，从1984年开始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史学理论讨论会（后改为两年一次），每次会议都有中心课题提出。
    毫无疑问，这些重大成就，是我们今天创立与建设史学学的现实基础和材料。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又能清醒地看到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就能更好地把握史学学的发展方向，进而恰当地构筑史学学的内容体系。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目前大约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理论研究缺乏科学的计划与规划，研究方向、目标模糊不清；重点课题不突出；研究者各自为战，各行其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第二、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有程度不同的脱节现象。第三、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不完善，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强、结构严密、内容体系适度的“中观”史学理论专著问世。假如史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史学概论》不能被《史学学》取代，那么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就只能在低层次或脱离实际的境地里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