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李焘和徐梦莘，李心传是位晚辈。这位下第之余绝意场屋的史臣后代，从少年时代即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经世之学中没有比史学更重要的了。他关注的是赵宋中兴史，也即南宋的现代史。但中兴之源也始于靖康，客观上无从回避，于是在《要录》中，他不惜破例为体，将笔端追触至北宋的政和、宣和年间，他解释说：
    臣谨按：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已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9]在李心传看来，历史并不遥远，而是与现实胶着在一起的。于是靖康之耻也成为他研究当代史的触发点。在使用有关靖康史的《钦宗实录》以及《孤臣泣血录》、《痛哭流涕编》等书时，他特别感叹道：“蔡绦《国史后补》所谓‘国家破辱，皆在端成殿’，即指此也。”[10]又说：“此据《孤臣泣血录》。《三国谋谟录》亦有之，其进书序云：‘编成此书，以代尝胆之苦，庶几会稽之耻未忘，东门之役必报。’今从之。”他一样地对靖康之耻切愤于胸，感慨万端，从而以靖康史为缘起，走入当代史的研究。
    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相比，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沉浸于国难国耻的苦楚之中，而是把冷峻的目光投得更远，在整个赵宋历史中探究历史嬗变的奥妙，总结教训，得出现实对策，将自己的报国热情建立于理性思考之上，从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真正有补于时。
    于是，李焘痛感靖康之耻，去规划他的北宋史巨著。在他的思考中，北宋从建国到靖康亡国，实是一个割不断的整体。他第一个创造性地将长编法独立为一种著史体例，明确指出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11]从而写出了960卷的长编体巨著《长编》。对于他的治史大旨而言，长编体的体制是非常适宜和恰当的。而徐梦莘则把笔端触及境外，把靖康史放在宋辽金的大空间系统和南北宋交替的时间流中去审视，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去总理历史教训。他也采用了编年体，而且是长编体，并尽量保存原始文献以利他人和后人再度研究。《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则把靖康史作为当代史研究的起点，从发展方向上作审视和总理，紧扣时代脉搏，对高宗一朝，即“中兴始末”的军国大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治史中熔入了强烈的政治意向。他也有意识地选择了长编体。
    三位史学大家走的是相同的路。这就是，在社会历史剧变的刺激下，把治史的方向规范于当代史，重视整个历史的走向，关注其与现实的联结点。另一方面，他们总结当代史，共同倾心于长编体，成就了各自的长编体巨著。
    二、体裁选择的客观制约
    几乎没有一个史学家不在当代史研究面前颇费踌躇。要刀刻汗青，要完成历史的不朽，并从中实现史家的使命，必须投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理性。李焘、李心传、徐梦莘都是以私人身份独立修史的，这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业。相对于史局的官方史家，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不便。私人见闻的局限，资料收集的艰苦，处理不当，必然影响“直”、“信”宗旨的贯彻。更为棘手的是，如果不去图解“钦定”标准，则必须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对纷繁广阔的社会历史有总体把握。即，既要作历史学家实录当代历史，又要当好社会病理学家，超越时代的迷障，冷静地探求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寻出基本的经验教训，完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责任。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使他们难以轻松。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本朝史。
    首先，他们不可回避现实政治的敏感性。
    历史学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修史作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往往浓缩了政治斗争的全部。两宋政坛上，频繁、激烈、严酷的党争，客观上给史学家研究当代史布下层层障碍。不同派系的子孙、门生故吏，散处于现实政坛的各个角落，甚至和史学家同期共事，这不能不影响和左右着修史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把持着资料的诠释权、记载权，在最原始的材料上打上党派私见的烙印，造成失实。比如，欧阳修作《范仲淹神道碑》，其中记叙范仲淹晚年与政敌吕夷简“欢然相得，戮力平贼”。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却以为有辱乃翁，削去此事。欧阳修虽大为不快，但亦无可奈何。[12]另如，张方平本是平庸之辈，无甚可称道的大政绩，曾受到司马光的尖锐抨击。但他曾识拔过三苏父子，故苏轼作司马光《神道碑》时，有意略去其事，而且写文著书，“十分说他（指张方平）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王安石）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13]这就造成对张方平评价认识上的有违真实。再如，有关南宋名臣张浚的记载，多以朱熹所作《张浚行状》为蓝本，但张浚之子张栻和朱熹同为理学大家，关系极洽，所以，《行状》之作多有不实。[14]朱熹后来曾作检讨，说自己“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实，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不同，常以为恨。”[15]可见实录、信史之难。经过此事，朱熹更为谨慎了。所以，当赵鼎的后代再来找他作《赵鼎行状》时，他只是不允。《朱子语类》曾载：
    问：赵忠简（鼎）行状，他家弟子欲属笔于先生，先生不许，莫不以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