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用长编体编写当代史，最能总结朝代兴亡的教训。长编体继承了《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名著的传统，详记当代史上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件、政策、人物，将它们纳入时间系统内，无支离破碎之病，对于检讨当代史最为系统。
    其二：容量大且体式完备。李焘、徐梦莘、李心传在完成他们的长编体巨著时，就使用和吸收了各种体裁和有关当代史的各方面资料。例如，《长编》引书达七百五十余种，《会编》引用书篇达四百来种，《要录》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文献，本身就是资料渊薮，容量特大。至于体式完备，则指这些长编体著作用合适的体裁框架了所使用文献。一方面，它们使用各种体裁的历史文献。比如官方史书中，国史、实录、日历、会要、时政纪等，体裁就很丰富。国史即正史，属纪传体；会要则有“志”的成分；日历则属编年体。私史中，有的属纪传体，有的属编年体。另一方面，长编体也在编年体的总原则下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比如，其叙写人物，于卒年往往简记其生平，很象附传；其叙写政策，往往追叙其来龙去脉，又近乎志，即在行文中熔入了纪传体的成分，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如此，长编法已发展为一种独立体裁。所以他们的“长编”，不是半成品的“通鉴”，而是一种著述，是他们追求的能比较完整表达其史观的史书体裁，从而也就成为完整意义的著作。
    其三：“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写作效果。长编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提供著史者的倾向，而且不排斥矛盾的甚至对抗的材料。这种体裁和表述方式，便于史学家顺利地处理当代史上许多棘手问题。一般而言，长编体的正文代表作者所取，反映作者对人或事的倾向，注文则“存异”那些矛盾歧异的资料，或表明自己的疑惑的考辨结果，留待后人进一步研究。
    四、余论
    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三位史学大家创制了长编体史学巨著，完成了对本朝史的反省，从而迎来了宋代史学的光辉时代，证明了历史学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普遍的称许。在南宋，孝宗皇帝就把李焘的《长编》誉为当代《通鉴》，认为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置于同等地位，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三部长编体巨著的成功，也深刻影响了南宋及以后的中国史学。南宋陈傅良的《建隆编》、阙名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宋九朝编年备要》，都是《长编》影响下的产物。所以，长编体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很受重视的史书体裁，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从研究角度看，长编体史书记事详瞻，资料丰富，“一代之书（资料）尽荟于此”，可谓包罗齐备。《长编》、《会编》、《要录》尤其如此，故而成为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文献，尽管后人重编、续编宋朝《通鉴》颇多，但没有哪个能代替这三部巨著。
    从资料利用角度看。长编体名著皆考证异同，周密精审。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宋代史料因为各方面原因，真实性大打折扣，稍有不慎，即有谬信之虞。但长编体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实录、正史未必尽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关键强调史家之高鉴慎择，综合考证。李焘、李心传等人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对许多问题提供了看法，廓清了许多材料的来龙去脉，使真伪虚实毕现于读者面前，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历史规律扫清了障碍。即使我们读其书而不同意其结论，也仍可作进一步研究。因为他们在长编体的原则下，将矛盾歧异的资料附于注文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据以求其是”。所以，长编体给后人提供了驰骋的广阔天地。
    就学风而言，长编体的创立和实践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长编体史家旨在给人们提供信史，尽管政治立场不同，好恶有别，但还是尽量保存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虽有褒贬，却并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书，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献，比起那些空洞无物、议论至上，只给结论而不重实据的史书，更为耐读，更有反复研究的价值。总之，长编体的尝试和成功，昭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真理，亦即：史学家必须与时俱进，为研究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尤其是给人们提供了编著当代史的成功经验。李焘、徐梦莘、李心传不愧为一代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史学家，他们利用长编体创作当代史的成功，意义是多方面的，给后人以不尽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