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实，朝廷或来取索，则为不便。如某向来《张魏公行状》，亦只凭钦夫（张栻）写来事实做将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故于这般文字不敢轻易下笔。《赵忠简行状》，向亦尝为看一过，其中煞有与魏公同处。或有一事，张氏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张公，赵公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赵公。某既作了魏公（张浚）底，以为出于张公，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16]
    朱熹将自己执意不写赵鼎《行状》的苦衷，向学生推心置腹地讲了个明白。他认为，其一，张浚、赵鼎都是南宋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同事高宗一朝，都有极大的政治影响，门生子弟遍布朝野，所以写他们二人的行状，是太敏感了，太关“利害”了；其二，张、赵二相功过尚未有定评，而双方子弟均挟私意，功同归己，过则予人。自己既作了张浚行状，上当受骗过一次，所以赵鼎《行状》最好回避，以免错上加错，有违史家良知。朱熹讲的都是事实，理由也充足。但也不是没有更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完全可以作个客观的史家，去理清个中公案。但他没有勇气去纠正，却象逃避瘟疫一样回避了，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别人，要人家去“仔细推究，参考当时事实，庶得其实而无牴牾耳。”可见，一旦事关现实利害，连朱熹这样的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所以，理清历史，超越利害顾虑去作信史，只有留待更具责任心的史家。长编体史家李焘、李心传、徐梦莘，正是这样富有责任心的史学大家。
    其二，政策的影响。
    每项政策都有它产生的广泛社会基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制定实施和运作之后又会产生深浅不等的影响，并有其延续性。即使一项政策运行不久便给取消了，它仍然会有遗痕，不会马上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消声匿迹。尤其是当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国策，更是如此。史学家处在当代社会之中，处在以各种政策为主导的现实生活中，要做当代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一，客观的，即史家对某些重大政策不能或不容许有异议；其二，主观的，即史家在研究以政策为主导的当代史时，限于自己的认识水平，尚不能对之作科学的认识。
    无论是客观的“难”还是主观的“难”，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即，本朝史上的一些重大政策，首先就是当代史编写中应反映的主干内容，一旦舍去，史学著作便失去了应有的份量。所以，史学家必须给予政策以实事求是的记叙，并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采取科学认真的态度，搜集各方面的史料记载，考辨异同、综合订正，然后选择合适的体例，著之于书。这个过程，实际上体现着史家的历史眼光和见识。比如关于“守成”还是“变法”，就是整个宋代争议最大的政策取向问题。其中，王安石变法更是沸沸扬扬。北宋后四朝反反复复的党争，也基本围绕着变法政策展开。神宗朝任用王安石变法，制定新法。哲宗初，宣仁太后和司马光则对新法彻底否定，全盘废止。哲宗亲政后，又搞“绍述”，重行变法政策。到了南宋，祖述元祐的大臣赵鼎、范冲又在高宗赵构的支持下，急匆匆给宣仁太后“辨诬”，改修神、哲二朝《实录》，“是元祐而非熙丰”，给王安石变法强行定案，并把否定变法作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一大内容。高宗、孝宗之后，朱子理学兴起，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持文化领域，在书院这个阵地宣扬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而影响朝野。书院派评定变法的一个基调即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亡国，是祸国之源。这个意见通过朱门弟子又影响到史书编纂，于是，否定王安石变法，在史学领域渐成“铁案”。但是，政策的否定却没有这么简单。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具体政策，虽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不仅不可能从实质上被完全废止，反而在不同名目下继续施行于现实社会。例如，司马光目为“最为害事”的募役法，不仅在司马光废止新法时不能尽为除去，而且一直到南宋还被政坛认为切合实际。可见，合理的政策并未因制定者的失势而消亡，也未因反对者的歪曲而失却其合理性。再如，北宋末，宋徽宗、蔡京大搞官制改革，尽管这些政策是昏君和奸臣制定的，但它反映了宋代官制改革的必要性，所以，官制改革的某些具体内容，历靖康之难，到南宋仍被沿用。再如，秦桧当权时的议和政策，在当时即为胡铨、张浚等抗战派激烈反对，但因高宗支持而得以奉行。秦桧死后，和议之策仍奉行如故。至孝宗朝，抗战派曾一度扬眉吐气，北伐抗金。但军事失败之后，议和又成主导，整个南宋，对金政策上大抵以和议为主。朱熹在论及此节时曾讲：
    问：“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张，复和亲（当作议）？”
    曰：“自是高宗不肯。当渠（指秦桧）死后，仍用沈该、万俟、魏道弼，此数人皆是当时说和亲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几，又下诏云：‘和议出于朕意，故相秦桧只是赞成。今桧既死，闻中外颇多异论，不可不戒约。’甚沮人心。”[17]所以，尽管和议误国，“甚沮人心”；尽管秦桧已死，但议和政策仍无法否定，因为高宗诏示天下，说这项政策是“出自朕意”，这就意味着：如果谁否定和议，便是否定高宗皇帝。史学家写此段历史，怎能不为之三思呢？所以，正是政策的延续性、渗透性，给史学家编著当代史以种种压力，缚上了道道绳索。
    其三，事件的影响。
    整个赵宋，有许多难作定评的大事件。举其要者，北宋有所谓：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涪陵之迁、元佐贬庶、宋后之丧、庆历党议、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宋末党争、海上之盟、靖康之难等；南宋则有建炎复辟、楚齐叛伪、秦桧专权、主和主战、诬杀岳飞等。这些一代大事，关涉整个当代史的军国大政。各方记载又参差不齐，或略或疏，舛牾迭出；或隐约其辞，了无定凭。但撰写本朝历史又绝不可回避。这就要求史家根据各种相关记载，不舍蛛丝马迹，索隐钩沉，参互求证，“取众说而质之”，毕现历史真相，得出平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