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资料情况。
    长编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果相互歧异的资料少，那就不必采用长编体。而宋代有关本朝史的著述，恰恰非常纷繁而复杂，其歧异与矛盾，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因为人、事、政策的影响，因为记载者政治倾向、立场、观点的不同，因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频繁，宋人特重白纸黑字，相信历史记载的“利害”。因而，各式各样的官史，私史充斥、不同程度地“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就官方史书而言，无论是最原始的起居注、时政纪，还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无不充满着矛盾岐异，打上了皇权干预和权臣私意的烙印，以致实录不实、正史不正，“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比如：北宋的实录，太祖实录曾两次修纂，后录即是在宋太宗干预下重修的，充满迎合和避忌。[18]神宗实录至有三修。元祐史臣修者诋毁新法，蔡卞、林希重修者贬斥元祐，故有朱墨本。到了南宋，高宗、赵鼎令元祐史臣之子范冲三修，力为宣仁太后辨诬，攻击王安石变法。[19]相应，哲宗实录，也经两修。初由蔡京主之，分前后录两部分，“京之意，以宣仁垂帘时，政非出于上（哲宗），故分前录，盖厚诬也。”[20]实质上，这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在修史上的反映。再如，高宗朝《日历》，即受到权臣秦桧的篡改。[21]所以无论北宋或南宗，官修史书私意曲笔之处比比皆是，且“是非凡几易”，问题太多了。修当代史尽管要使用这些史书，但必须做到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尤其要重新审视其是非标准。
    私人著述方面，北宋中叶以后，随着政治斗争的频繁，也呈纷纭之势。最明显者，邵伯温、司马光等无祐派及其子弟门生，著私史诋斥、诬蔑变法派，甚至无中生有。到了南宋，先有李纲、宗泽与汪伯彦、黄潜善的矛盾，后有赵鼎、张浚与朱胜非、吕颐浩的政治分歧，再有秦桧专权十六年与主战派的势不两立，可以说矛盾更为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各派门生子弟均执笔著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致记载事件详略各异，评判人物各执一辞。相对于官书而言，更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撰述者背景各异动机不一，阵营复杂，门户派属私见行诸文字，隐己之恶，掠人之美，几为通病，难以作凭。资料记载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史家在利用时决不可贸然从事，而只有将它们纳入长编体之中，综合考证、参互求索，方可补弊纠偏，扶其偏私，斥其讹谬，平析曲直，恰当弃取，做出高质量的信史。而《长编》、《要录》和《会编》正是在上述资料条件下，利用长编体修纂成功的。
    总之，无论是人、政策，还是事件、资料都给编写当代史布下了层层障碍。史学家受到现实政治、人事、资料的多方面掣肘，这是既定的先决条件。而南宋三位史学大家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们找到了最恰当的途径--长编体。从而，在夹缝中突出了史家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书、事诸因素的左右，达到了众说“汇而为一”的修史效果和目的。
    三、编年史传统的转化与更新--长编体确立的内在因素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自身，同时在发展积累过程中不断寻求更合适的表述方式。因为，表述方式的变革往往也就反映了学者们对学科自身的新认识。中国历史学也不外此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史学家们探究历史的最合适写作方式的历史，就是说，是不断更新与转化传统写作体式的过程。
    中国历史编纂史上最早确立的是编年体。五经之一的《春秋》即是最早的编年史。稍后的《左传》，更是一部编年体煌煌巨著。二者以其崇高的地位确立了编年史的体例和传统。到了汉代，天才史家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后，纪传体才另开一枝。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与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比较适应，满足了一定的作史要求和目的，所以为后代所继承，也被封建王朝尊为“正史之体”。但是，纪传体独霸史坛之后，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足之处是明显的，尤其是纪传体断代史。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都对之有过非议和驳难。尤其，纪传体明显地不适于对当代史的，当代史研究中所要涉及的价值评判、政治评价、鉴知等，作为当代人总有些难以定案、难作定评。
    编年体在其长期发展中，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刘知几说这种体裁“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序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列重出。”[22]长处的确不少。但是，编年体长期难以与纪传体对垒。司马光作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将其操作程序规范为先搜集各种记载成从目，然后作资料长编，最后再删修定稿这样互为衔接的三部曲。于是，人们发现，作长编是编年体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无力量或条件不成熟时，仅利用长编法也可以成就史学著作。这样，长编的独立是自然而然且又切实可行的事，它不仅是编年体传统的体现，而且是其更新和发展。
    当然，李焘曾说过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未成书”的话，又说等以后由司马光一类大家来定稿等。同时的大学者吕祖谦也曾在给李焘的信中建议将《长编》删削定稿。而且象《长编》等宋代长编体名著的注文中也多有“待考”之类的未定之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的独创性和独立性。因为，我们稍为考察便不难发现，作长编的方法远承古籍校勘中的异同校勘记，正文体现作者倾向，注文表示异同。如果说校异同属于校勘古籍的一种校勘法，那么，长编法也可以作为写作史书的一种体例。所以，李焘自称未定稿云云，正可解释为聪明的自谦。尤其，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与编年、纪传一样，也确有自己的规格和特点。它一经确立，便在各方面凸现出了当代史编写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