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即位以后，热衷朝廷修史活动。究其原因，乃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扮演历史判官，操纵其中的笔削褒贬[1]。 除编纂史籍外，弘历还要重修前代的史书，使它们能“传信示公”，为当时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环境服务（详第四节）。就前代的史书来说，弘历最关注的是《辽史》《金史》和《元史》，三史的重修工作，历时十余年才完成。
    一
    弘历即位初年，便已指摘辽、金、元三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于仓猝，舛谬尤多”[2]。不过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 朝廷刻成二十一史，弘历才对三史作出具体的批评及展开重修的工作[3]。
    弘历认为，辽、金、元三朝本身没有完善的条件，可供修史者凭藉。首先是民族隔阂：弘历指出，三朝均为边疆民族所建立，“非若唐、宋之兴于内地而据之也”。因此，“其臣虽有汉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终一心于其主”。况且，民族之间，存在“语言有所不解，风尚有所不合”的现象[4]。如以元朝为例，一方面是“蒙古人不深明汉文，宜其音韵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顺，以致纪载失实”[5]。另一方面，“汉人不解（蒙古）语义，错谬译出者，不胜屈指数”，其中多系“捉影之谈”，可谓“怪诞可笑”[6]。
    其次是三朝国祚短促：弘历指出，“辽、金、元皆立国不久，旋即逊出”，由于没有良好的规模，“则所纪载，欲其得中得实，盖亦难矣”[7]。如以金朝为例，“金全盛时，索伦、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可是，“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曾校正画一”，以致出现“声相近而字未恰合”，及“语似是而文有增损”的情况。“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8]。本来，金朝曾“制女直大小字”，可资稽查，可惜它们“未经流传中外，而又未经译以汉字，其后裔式微，遂无以考证”[9]。以致后人“阅汉字《金史》，其用汉字音注国语者，本音几不可晓”[10]。
    基于上述原因，弘历讥诋“辽、金、元之史，成于汉人之手，所为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11]，所以难成“佳史”[12]；又认为三史中，“纪边关以外荒略之地”比“纪内地”的部分，更“不能得中得实”[13]。
    至于修撰辽、金、元三史者，弘历指出他们有多种缺失。第一是“承伪袭谬，展转失真”[14]以《金史》为例，弘历批评“元臣纂录，又不过沿袭纪载旧文，无暇一一校正，讹以传讹，有自来矣”[15]。以《元史》为例，弘历指出“《元史》之达鲁花赤，以今蒙古音译之，当为达鲁噶齐；不华，当为补哈”。而错译的原因，乃“史氏或以己意为音，或出于当时承习”[16]。
    第二是“诠解附会，支离无当”[17]：弘历以《金史》为例，指出“元人所著〈金国语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例如，“勃极烈即今贝勒，为管理众人之称，乃解为犹汉云冢宰，附会无当”。又如“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与千夫长相协谋克之为百夫长，义实难通，或即今语穆昆，为族长之转，犹可比合”[18]。又以《元史》为例，认为“奇渥温乃却特之误，盖蒙古却特与奇渥温字形相似，当时宋濂（1310-1381）辈承修《元史》，既不谙其国语，又不辨其字文，率凭粗识蒙古字之人，妄为音译，遂误以却特为奇渥温，不啻鲁鱼之舛。”[19]
    第三是“于对音中曲寓褒贬”[20]；弘历指出，早在“宋人记载”中，对于蒙古部族，已有“以丑字为诋訾”的情况[21]；而在“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时，汉人“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22]。其后三史的修撰者，多系“章句迂生，既不能深通译语，兼且逞私智，高下其手，讹以传讹”[23]。如“《金史》成于汉人之手，于音译既未谙习，且复任情毁誉，动辄以丑字肆其诋訾”。例如把“乌珠”书成“兀术”；把“贝勒”误为“勃极烈”或“孛堇”。弘历认为这些事例“实可鄙笑”[24]。
    第四是不谙史法及态度偏颇。弘历以《金史》为例，指陈书中“文法，乃多未有当者”。如“称元兵为大兵、大军，以元臣修《金史》，理固宜然”，但是“于大兵、大军等句下，或接称上，或称朝廷，则又皆叙金朝事，略无界限分别”，使到“浅学者观之，几不能辨其为何代语”。因此，弘历批评《金史》“文义不佳”。然而，弘历最不满意者，还是修史者“轻贬胜国”的偏颇态度。他强调修史者对胜国“痛加诋斥，实为非体”，他说：
    “夫一代之史，期于传信，若逞弄笔锋，轻贬胜国，则千秋万世之史，皆不足信，是则有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25]
    从上文可见，弘历对辽、金、元三史的批评，集中在音译方面；而其议论，以《金史》最多，《元史》为次，《辽史》则未为具体讨论。凡此种种，与乾隆朝的政治环境、民族政策和修史活动有密切关系，下文将一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