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重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及更正三史音译的同时，弘历又下令修改清朝在此之前所编史籍的相关部分。如乾隆四十年重编《明纪纲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该书“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对音，沿用鄙字，与今所定《同文韵统》音字及改正辽、金、元《国语解》，未为划一”[72]。
    本着同一理由，弘历下令重修《明史》。他说：
    “《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在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照（昭）传信。”[73]
    由于弘历“命馆臣照辽、金、元三史例”，将《明史》“查核改订，并就原板扣算字数刊正”，所以，“其间增损成文，不过数字而止，于原书体制，无多更易”。[74]
    此外，弘历又下令“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及三朝者，亦援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加以改正，使到各书的音训划一起来”[75]。例如，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四库馆臣便“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76]
    不过，对前史不多作更易的原则只局限于正史而已。如乾隆四十七年，弘历命皇子与军机大臣订正商辂（1414-1486）等《通鉴纲目续编》，就严斥书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并下令：
    “所有《通鉴纲目续编》一书，其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应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至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仍令黏签进呈，候朕阅定。”[77]
    又如题宋人叶隆礼（1247年进士）著的《契丹国志》，被弘历指摘“中间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而下令重修。他说：
    “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资治通鉴）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著总纂纪昀详加校勘，依例改纂，……候朕亲定。”[78]
    由此可见，弘历所关注的，不是两书的史实，而是两书的议论、书法和体例。因此，姑不论他的“厘正书法”，能否“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79]，这已不再是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所持的方针了。
    然而，不论是辽、金、元三史或其他相关史籍，其重修的内容、应否借音译进行褒贬、及加何厘定书法义例等问题，最后都由弘历定夺，可见弘历刻意扮演历史判官的角色。他重申“《春秋》者，天子之事”的论调，就是作为他充当历史判官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80]。
    注释：
    [1]参看拙文：《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 载于拙著：《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P146-182。
    [2]弘历：《史论问》，见弘历著：《御制文初集》，卷14。
    [3]二十一史刻成，见《高宗纯皇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而弘历具体提出他对三史的批评，始见于同书，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4]弘历：《〈热河志〉序》，见弘历著：《御制文二集》，卷17；又见《实录》，卷1132，“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丙午”条。
    [5]弘历：《读〈宋史·河渠志〉》，《御制文二集》，卷36。
    [6]弘历等：《评鉴阐要》（以下简称《阐要》），卷9；又见傅恒（？-1770）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下简称《辑览》），卷77。
    [7]同注[4]。
    [8]《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