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传信示公”是弘历下令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揭橥的口号，他说：
    “辽、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译讹舛，鄙陋失实者多，因命儒臣，……概行更录。盖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传信示公，不可以意改也。”[56]
    然而，弘历又离析“传信”和“示公”为二，将它们代表历史记载的两种境界。
    “信”是历史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传信”是历史记载的首要任务。因此，弘历说：“一代之史，期于传信。”由于他认为辽、金、元三史未能履行“传信”的使命，所以他负起改正三史“舛驳”的责任，“用昭阐疑传信之至意”[58]。于是，他下令“廷臣重订金、辽、元国语解，将三史内讹误字样，另行刊定，以示传信”[59]。弘历自夸清廷对三史的修订，能“使读史者心目豁然，不免前人谬妄所惑”[60]，“俾读史者得免耳食沿伪之陋”[61]。弘历无疑在说，三史经过清廷修订后，才能达到“传信”的境界。
    “公”是历史应具备的客观精神，“示公”是历史记载的神圣使命。弘历所谓“示公”，是指“秉大公至正”的态度，“以昭褒贬之公”[62]。弘历认为，“《春秋》一字之褒贬，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可是，“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每“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不是“《春秋》一字褒贬之为”[63]。由于弘历坚持“《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而辽、金、元三史的修撰者既非天子，他们所作的褒贬又不得当，所以他希望修订三史，“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64]。他说：
    “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未尽通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之为史者，既非本国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诋毁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亟为厘定，而昭大公之本意也。”[65]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弘历不是要藉厘定三史人、地、官名而进行新的褒贬，所谓“昭褒贬之公”、“昭……大公至正之义”、“昭大公之本意”，乃揭示三史的音译实系“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只反映汉人狭隘的种族偏见，不符合“大公至正”的客观精神（详下文）。
    弘历强调“示公”，实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三史的改订，除了是一项史学工作之外，还有政治作用。清廷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不但统治汉人，而且降服沿边各民族，建立一个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用弘历的话说，就是“一统同文”、“海寓同文”的局面。弘历反复指出，重修三史与这局面息息相关。如说：
    “我国家中外一统，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为庸陋者流传所误，因命廷臣悉按国语改正。”[66]
    又说：
    “因为（《元史》音译）参稽译改，以正史鉴之疑，举数百年之舛谬，悉与辨剔阐明，以昭一统同文之盛。”[67]
    又说：
    “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洲、蒙古文，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朕每见法司爰书，有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者，辄令改写。而前此回部者，每加犬作，亦令将犬旁删去。诚以此等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实无足取。况当海寓同文之世，又岂可不务为公溥乎？”[68]
    由此可见，弘历所谓的“公”，有其特定涵义，是指在“一统同文之盛”局面下的“公”，亦即是一种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标举的种族平等观念。换言之，弘历重修三史的政治目的，就是在“一统同文之盛”的局面下，为从前汉人所修的边疆民族朝代的历史进行一次大清洗，使它们能符合清朝当时“大公至正”的要求。弘历解释说：
    “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人而恶小人。彼其于语言文字中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终于自污其面哉！向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壹是义也。”[69]
    其次，虽然弘历下谕以“正其字，弗易其文”的原则改订三史，却在谕文中不忘针砭三史音译以外的缺失，而尤不满于三史修撰者“轻贬胜朝”的态度。弘历此举不是无的放矢的。简言之，就是藉此而彰显清廷修《明史》及其他史籍时所持的“大公至正”态度。他说：
    “若我朝修《明史》，于当时贤奸善恶，皆据事直书，即各篇论赞，亦皆核实立言，不轻为轩轾，诚以作史乃千秋万世之定论，而非一人一时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鉴辑览》，于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1572-1620在位）以后，仍大书明代纪年，而于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尚存福王（朱由崧，？-1646，1644-1645在位）年号，此实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后世。岂若元托克托（1238-1297）等之修《金史》，妄毁金朝者之狃于私智小见所可同日语哉？”[70]
    总之，三史的重修负有为政治服务的使命，不是一项纯粹的史学活动，而后人对此次重修三史亦毁誉参半[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