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乾隆朝的重修辽、金、元三史，并不是将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韵统》为例，重修三史〈国语解〉，及将三史中人、地、官名改正，其方针是“正其字，弗易其文”[26]。所以弘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27]。
    三史的重修以《金史》最先。当清廷校刊二十一史时，弘历“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于是在二十一史刻成后，仍“命大学士讷亲（？-1749）、张廷玉（1672-1755），尚书阿克敦（1685-1756）、侍郎舒赫德（1711-1777）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弘历希望事成后，“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以求达到“考古信今，传世行远，均有裨焉”。不过，弘历下令改正的只限于官本，“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28]。这是修订三史工作的第一项，当时是乾隆十二年七月。
    第二项工作是在三十年代展开的，而且不局限于《金史》。当弘历在批阅《历代通鉴辑览》的进稿时，感到“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伪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因此他“每因摛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29]。
    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历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30]。同年十二月，当《金史》部分完成后，弘历已急不可待，开始重修三史的第三项工作。原来弘历感到“今金国语解，业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辽、元国语续成汇订，未免多需时日”。于是他下令将“金国语解”交给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校勘的原则是：“除史中事实久布方策，无庸复有增损外，其人、地、职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确核改正。”至于辽、元二史，则“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总裁等综理考核，分帙进览候定”[31]。
    关于第三项工作，有两点必须注意。首先，第三项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底开始的，它的任务是按照清朝新编的三史国语解，更正三史原文，而这项工作与第二项工作同时进行。其次，也是较重要的，重修三史“乃改译汉文，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且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32]。因此，尽管弘历认为辽、金、元三史有多方面的缺点，清廷的工作只在更正其中音译的讹舛而已。
    弘历对编修三史国语解和校正三史的工作，甚为重视。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殿试策论的题目中，考问及其事[33]。次年十月，奖励“在各方略馆效力行走，办理金、元国语解及校订辽、金、元三史对音颇能尽心”的宋铣（1760年进士），认为宋铣“在翰林中，学问尚优，著加恩授为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以示鼓励”[34]。可是，两个月后，弘历“批览方略馆所进《金史》”，发现“内有圈点讹错数处，并有诚字讹写城字”，便将“承办之编修宋铣，著交部察议”[35]。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重刊《金史》成”[36]。至于辽、元二史语解在什么时候完成，不可考。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未俟书籍”十六种的名单中，《辽史》和《元史》都榜上有名。如果按照上述重校《金史》的程序，二史语解必已完成，然后二史才进行校勘。无论如何，据军机大臣指出，在这十六种书籍中，《辽史》和《元史》等十四书未“派有专管总裁”。他们便请旨“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于是弘历派遣英廉（1707-1783）和钱汝诚（1722-1779）为二史总裁[37]。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军机大臣报告各书修纂进度，以《辽史》、《元史》“卷帙较多，请展限赶办”。得旨：“各处应进之书，止须按卯分进，转不必立定期限，如届期迟误，即奏明参处。”[38]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方略馆进呈辽、金、元三史告俟”，吏部“请将满汉纂修各员，照例分议叙”。于是弘历下旨奖励[39]。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改译辽、金、元三史告成”，弘历为作序文[40]。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告成，承办纂修等官，议叙有差”[41]。
    从上述重修三史和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经过可见，在三史中，弘历最重视《金史》。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将《金史》校正。三四十年代的两项工作，又以《金史》为先。这些现象与他批评三史时流露对《金史》特别关注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的。其次《辽史·国语解》的编修与《辽史》的重订似乎为乾隆君臣所忽视。如弘历在《〈增订清文鉴〉序》说：“向评《通鉴辑览》，纠前史译本失真，则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42]便没有提到《辽史·国语解》。而《历代通鉴辑览》有一则凡例，亦是提及“金、元二史出自后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译失宜，乖舛滋甚”，“今并遵旨详加译改”[43]，同样遗漏《辽史》。此外如乾隆三十七年的殿试策论题目，虽谓“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但最后考问的内容，仅是金、元、二史而已[44]。上述情况，与弘历评论三史的缺失时没有单独提到《辽史》的作风，同出一辙。诚然，女真为满洲祖先，《金史》最受弘历关注，自是意料中事。至于辽、元二朝的后裔，虽皆在清朝“隶臣仆，供宿卫”（详第三节），但蒙古族在清朝众多民族中，实为大宗，索伦族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弘历对蒙古“尤善扶绥”，至使满蒙关系更为密切[45]，因此，弘历重视《元史》而忽视《辽史》的态度，亦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