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裁军的经过
    在洋务运动30年中，清政府裁军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在太平天国及捻军等农民起义军被镇压后；二是收复新疆平定西北之后；第三期是中法战争后至甲午战前。
    第一期裁撤的主要是勇营和衰朽严重的部分绿营。1864年8月，湘军攻克南京不久，曾国藩就开始裁撤湘军。当时，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共12万人，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曾国荃统领的围攻金陵之师；二是皖南北两岸的朱品隆、唐义训、王可升部以及刘松山、易开俊的老湘营，三是江西鲍超、周宽世部，四是李续宜部，其时李续宜已死，遗部由萧衍庆统一部助攻金陵，成大吉、蒋凝学各统一部驻扎湖北。其中以曾国荃部最多，共5万余人。曾国藩先遣撤曾国荃围金陵的湘军一半25000人，留下12000人防守金陵，15000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统领作为皖南北的游击之师，同时遣撤萧衍庆一军9000人，韦志俊军2500人。次年正月，留在金陵的湘军又续裁8营4000人，5月，曾国藩奉旨督师山东，金陵未撤的8000人大都不愿北行，唯张诗日一营随行，于是，尽撤其余7500人。此时，唐义训、金国琛部在徽州休宁鼓噪索要欠饷，朱品隆部在石埭也有索饷闭城之事，这样，便将这三军同时遣撤。在湖北方面，成大吉部也在索要欠饷，蒋凝学部奉调赴陕甘，经襄阳时发生哗变，于是将这两军全部遣撤。11月底，撤去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1866年夏再撤王可升一军，其后驻扎江西的鲍超、周宽世两军也因哗变而被解散。这样，在两年中，曾国藩统领的12万湘军除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的老湘营外全部裁撤。
    李鸿章在平吴战役后准备将淮军裁去30000人，但未及实施淮军便奉命北上“剿捻”。1868年，捻军被镇压后，清政府就勇营的遣撤和留防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最后决定将裁存的勇营编成防军，驻守各战略要地。清政府就此问题发布上谕：“著各该督抚迅议章程，分别遣留，专案奏报”（注：《刘忠诚公遗集》卷5第33页。）。李鸿章便于这年11月“裁撤铭军马队一营，鼎军马队三营，步队八营，武毅军马队七营，盛军马队二营，仁军马队三营，树军步队三营，勋军马队三营，步队十营，合共遣撤马步50营勇夫30000余人（注：转引自罗尔纲《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1月版第71页。）。接着经李鸿章奏准，淮军裁余军队分驻直隶、山东、江苏、陕甘、湖北各战略要地。次年，鼎字营裁余七营六哨在韩庄哗变，溃至宿迁，经吴长庆部缴械后全部遣撤（注：转引自罗尔纲《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1月版第72页。）。至此，淮军总共尚余40000余人。
    同时，河南巡抚李鹤年也对毅军、嵩武军“挑选归并，各留十营共计20营，酌令宋庆驻扎归德府，张曜驻河南府，分资控扼，其余各营概行裁汰”（注：《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第14页。）。
    这时期绿营裁撤最早是在1863年，因南河道总督标改设淮阳镇，裁其余兵963名。1866年，广西巡抚张凯嵩整饬营伍，裁兵10982名（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98页。）。福建、浙江、广东、江苏则按左宗棠的闽浙成案裁兵，“福建裁兵30512名，浙江裁兵13329名，广东裁兵20100名，江苏裁兵506名”。“1869年，山东经巡抚丁宝桢奏准裁兵1968名。1870年，江苏、江西、湖北、湖南裁改绿营水师营制，共裁水师10146名。1872年，江苏续改淮阳营制，裁兵1768名”（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98-99页。）。
    第二期裁军始于左宗棠平定新疆之后。左宗棠平定回疆，战功卓著，但所耗军费惊人。1867-1874年8年间，左宗棠接收的“西征饷项”每年为624万两，1875-1877年3年间，每年需饷890万两，两项合计共耗军费7762万两（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6、279页。）。为节省开支，清政府于1878年批准兵部同户部的议奏，“将各省留防勇丁陆续裁汰，以半年为期，统裁十分之一”（注：《光绪政要》第172页。）。1880年，清政府再次“令各疆臣酌量裁兵”（注：《清史稿》第3935页。）。
    淮军自同治年间裁撤后尚余40000余人，1878年，李鸿章虽因淮军“兼顾南北数省防务，地段太广，兵力极单”，还是遵从部议，“于盛军枪队内酌裁五营，铭军枪队内酌裁四营，武毅军枪队内酌裁三营，庆军枪队内酌裁二营，共裁十四营，合之先裁二成正勇，共计减去11800余人，现留淮勇28900余名”（注：《光绪政要》第173页。）。1880年，“丁宝桢认为川勇经次第裁撤后尚存2900余名，仍可裁其什一。这年，湖南绿营及水陆防勇共裁4300余人，湖北通省额兵酌量裁去3200余人，安徽陆续裁去9000余人”（注：《清史稿》第3902页。）。甘肃原为边防重地，在全国所有省份中驻兵最多，因新疆平定之后，甘肃成为腹地，而且该省赋少，军需全靠东南各省供应，因此，1881年，甘肃裁军17637人（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99页。）。同年，“岑毓英因苗乱已平，把贵州的屯军、防军裁去9000人，并以裁军补额兵”（注：《清史稿》第3936页。）。1883年，贵州巡抚李用清又将制兵裁汰二成，计裁守兵3200余名，战兵2900余名（注：《清史稿》第3902页。）。同年，张曜、刘锦棠鉴于新疆驻防军全部溃散而奏言：“裁汰勇丁既可规复兵额，变通营制方能永固边防”。一面大量裁勇，一面就裁勇中“选其精壮者，编成制兵”，“改行饷为坐粮，以期关外多一精兵，关内少一游勇”（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381页。）。张之洞也在山西整顿军务，1884年，“奎斌裁汰山西省两镇兵3000余人”（注：《清史稿》第3937页。）。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开始了第三期裁军。首先裁撤的战争期间各省新募之勇。其中淮军募至132营（注：王尔敏《淮军志》第362页。），事后，原有的防勇各回防地，新募之营遣散归籍。1887年，因为河南的河工用款，户部奏准裁撤防勇的长夫，每营裁去90名。李鸿章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少裁长夫，暂时每营裁夫60名（注：《光绪政要》第652-654页。）。1891年，清政府又谕令裁减防勇一成（注：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日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6页。）。
    由于绿营兵不得力，勇营难以裁尽，清政府针对兵勇兼设的情况决心变通绿营营制，裁额并粮，以使：“兵皆如勇，化弱为强”。1885年，清政府“谕直省裁汰绿营”（注：《清史稿》第3902页。）。湖南巡抚卞宝第奏请“以两饷挑一兵，”并认为“原设将弁亦应随之核减，”武弁“隐匿空粮，摊扣月饷，役使额兵”，如若裁兵他们必将“多方阻挠”，因此，“应先裁将弁以并营”（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006页。）。根据这一建议，绿营开始裁减下级武弁。这年，“河南、黄运河、湖北、陕西、四川、云南共裁兵26943名，其中贵州裁把总以下武弁111名。1886年，山东裁兵3769名，山西裁兵5910名，裁都司以下武弁50名。1893年，云南裁兵1582名”（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100页。）。
    总计洋务运动30年间，绿营共裁18万余人（注：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88页。）。勇营时募时遣，且督臣往往各行其是，其裁遣的数字无法准确统计。到甲午战争前，全国留存防勇约27万余人（注：《清史稿》第39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