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勇归乡后不愿仍在土地上劳作，当时的社会又无其他机构可以吸纳他们。这些人便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他们大多因军功获保举至很高的官阶，“太平天国一役，各省军营保举至武职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三品以下的更多”（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174-175页。）。对于这批军功在身的人，地方官无法管束。等他们将遣归时领得的饷银坐食耗尽，穷困无聊之时，这些久历戎行之人便呼朋引伴、啸聚山林，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生活无着的遣勇大致向两个方向流动，一、加入会党；二、投身绿林。当时的会党组织影响最大的是哥老会。同治初年，哥老会即在湘军军营中风行，“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注：王闿运《湘军志》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16页。）。遣勇归里后即使被保举至提、总、副、镇这样高级官衔的都无法安置，更别说获千总、把总之类虚衔的勇丁了。他们自觉受了欺骗，对朝廷的不满和愤懑化为反抗，纷纷加入会党。蔡少卿先生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作过这样的概括：“由于湖南有数十万遣散兵勇，回乡后不能敛手归农，兵勇之情，多未妥帖，因此哥老会就特别猖獗。从同治六年起，哥老会就在湖南举事作乱，此后连年不断。曾国藩也为之哀叹：剿之而不畏，扶之而无术。”（注：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18页。）在晚清以后的几十年中，哥老会势力迅速蔓延至整个大江南北，成为清末一股重要的反清力量。
    晚清土匪猖獗，其原因之一是受过军事训练的裁勇加入各股土匪，增强了土匪抵抗官军的能力，因而不易被剿灭。1882年5月清政府刑部收到各省有关的匪乱的回复，“奉天称：腹地有遣散未尽之游勇，从前有漏网未获之余匪。湖南湖北称：遣散勇丁，抢劫为生。山西省称：口外界连新疆，为马贼游勇出没之所。上年四月迭有白昼肆掠戕官夺犯重案。安徽省称：降卒散处不一而足，各处撤勇纷至沓来。四川称：会匪、枭匪实繁有徒，加以游勇散练，动多勾聚。河南称：游勇劫案，所在皆有。江西称：教斋土匪，焚劫杀人，遣散游勇，聚众抢劫之案尚未尽绝。”（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318页。）可见，遣勇成匪，无处不在。
    洋务时期的裁军是这一时期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裁军的起因、动机、过程和结果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减轻清政府财政负担，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乃至促进清政府的军事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社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裁军作为军事改革的一个环节，同样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他各种相关条件来作保障，当时的清政府却缺乏这些条件，再加上裁军的着眼点在节饷、裁冗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失误，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构改革，也是一个应当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