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练军和裁军
    清政府这时期军事上的另一重大举措是设立“练军”。为彻底屏弃绿营积习，清政府以勇营制度挑练绿营士兵，先试行于直隶，后逐渐推行于各省。
    最早筹办练军的是刘长佑。1863年，清政府谕令刚调任直督的刘长佑“筹直隶抽练营兵，酌募勇丁，以重畿辅”。1866年，刘长佑设直隶六军之制，变通直隶练兵章程。因“贼氛未靖，外侮可虞”，令练军择要于遵化等处各驻一军。直隶练军从绿营抽丁，原营仍保留其兵籍，兵丁调至他处训练，每月获练饷2两4钱，在原营支领底饷1两5钱。一些被抽兵丁不愿离乡，往往正身留在原地，而雇人去练营顶替操练，分少许所加之饷给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遣，受雇者不愿往，便又转雇乞丐穷民替之，因而有人讥之为“兵止一人，人已三变”（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36页。）。
    1869年，曾国藩调任直督，对练军彻底整顿，完全以湘军制度加以训练，为杜绝顶替之弊，曾国藩下令：此后一兵挑入练营，即将其本营额缺裁去，练军增一兵，底营就少一兵，兵饷全归练营一处发放（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36页。）。随后，各省按直隶练军之法，“兵于额内抽练，费于饷外略增，”建立练军。练军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别开生面，呈现了“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6，转引自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85页。）的新姿态。总计全国共成练军9万余人。
    练军的士兵抽自绿营，并且与绿营同隶于兵部，因而不少人把练军与绿营混同，如鲍威尔认为：“练军是绿营系统的一部分”（注：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4-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此种说法似不甚妥当。直隶练军初建时，其士兵兵籍仍留在绿营，这时的练军仍只是绿营的附属，曾国藩整顿练军之后，便彻底割断了练军与绿营的瓜葛，练军就成了独立于绿营母体之外的一个新个体了。其他一些省份筹办练军均按照曾国藩的直隶之制，即使一些省份没有认真实行，只是形式上把一些绿营换上练军这块招牌，但理论上仍应把练军看作独立于绿营之外、国家新建的另一支经制军。其次，从营制和饷章上看，练军与绿营大不相同。练军仿勇营制度，饷银远远高出绿营。其三，从设立练军的目的来看，“其绿营制兵，分布列郡汛地，练军则屯聚于通都重镇……重在屯防要地”（注：《清史稿》第3930页。）。1894年，清政府的一道谕旨中也这样说：“组织乡勇是为了镇压叛变和骚乱，而绿营兵则负有剪除水陆盗匪的警备职责”（注：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4-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这里，绿营和练军的界限是很清楚析。最后，根据兵勇总额的数字也可知绿营不包括练军。甲午战前，清政府兵勇共80余万人，其中绿营裁减后还有46万余人，“各省防军，练勇凡36万余人”（注：《清史稿》第3931页。）。如果练军属于绿营，这一统数字显然矛盾。所以说，练军不属于绿营，而是清政府新建的另一支经制军。
    绿营的兵额是设定的，绿营兵丁挑入练营后，其原营兵额即被取消，所以，增一练兵即等于裁减一绿营兵，绿营裁减的18万兵额中包括9万被挑入练营的兵额。
    在绿营大加整顿的同时，清政府也加强了对八旗军的西式训练。1862年，奕从八旗中挑选壮兵10000名，“改弓箭为洋炮”（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505页。），成立神机营，并选派120人到天津专习洋枪，训练阵法与步法。1866年，盛京抽调500旗兵练洋枪，吉林抽练马队1000名。1874年以后，清政府每年增拨东三省练兵费70万两。1887年，“穆图善整理东三省练兵事宜，每省挑练马队二旗，步队八营。”（注：《清史稿》第3937页。）但是，由于八旗积弊太深，这些训练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每年却空耗国库一千五、六百万两兵饷（注：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4-19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八旗军队本应裁撤，可它是满清统治的标志和象征，是一支享有特权的军队，直接关系到最高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因而对八旗的裁撤，人人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四、裁军中的问题和影响
    清政府对兵勇裁撤中，绿营的裁撤基本平安无事，没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对勇丁的裁遣则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
    绿营在这一时期共裁军18万名，几乎没有发生一点骚乱，其主要原因在于：一、绿营裁去的是设定的兵额，并非全是一个个具体的士兵。其中，抽为练兵的绿营兵在原营的兵额即被裁去，因而这部分约占被裁名额一半的绿营兵仍留在军营之中而没有流散到社会上。另外裁去的许多为空额。二、绿营兵丁因饷薄而兼营别业由来已久，这些职业的收入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粮饷，因而被裁之后一般不会难以维持生计。三、绿营兵“兵皆士著”，一家大小就在身边，所以因家小的拖累使他们有所顾忌，被裁之后不敢滋事。四、被裁士兵多为老弱疲病之人，也难以挑起事端。
    勇营在遣撤过程中就困难重重，首先最为棘手的是欠饷问题。勇营的粮饷由将帅筹措，一般没有稳定的饷源，因而欠饷成为勇营军队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欠饷几百万两，其中鲍超部欠饷数目达120万两”（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207-208页。）。淮军开始成军初期饷粮发放即实行“九关定例”，即兵勇每四十天发一月饷，全年共发9个月饷，欠饷3个月，俟将来补还。（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84页。）到淮军平捻后遣撤时，积欠达七、八万两（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70页。）。
    根据勇营制度，勇营遣归前应找清历年欠饷，但欠饷数目如此巨大，一时很难筹足。曾国藩对湘军只得分批裁撤，那些遣撤在后的军营便因索饷而起事。首先鲍超部索欠饷哗变，其余各部闻风而起，休宁金国琛部、徽州唐义训部、湖北成大吉部都纷纷鼓噪索饷。最后，曾国藩严惩倡首之人，发清欠饷，才把此风波平息下去（注：罗尔纲《湘军新志》中华书局第208页。）。
    李鸿章也多方筹措遣撤淮军之费。1869年，他刚坐镇湖广即一手抓过湖北的厘金以供遣勇之资。由于欠饷过巨，李鸿章还通过增广学额和发行饷票等办法来解决欠饷问题。广学额就是增加一个地方的中试名额，为地方开拓仕途。淮军在江浙用兵之后裁减22营，以广学额之法共报效欠饷338857两，由李鸿章奏准增加安徽文武乡试永久中额各一名（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72页。）。利用这种办法淮军共报效欠饷1464433两（注：王尔敏《淮军志》第275页。）。由于现银不足，在清理积欠时，淮军发给遣勇饷票，这类似于政府发行的债券，但它不能兑现现银，只能用于报捐请奖。补还欠饷原本理所当然，但淮军用广学额报效欠饷对乡土地方有益，对士兵个人等于累欠不还，饷票又不易兑现，因此，对这些欠饷处理之法，勇丁不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