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族谱失实原因，黄宗羲则认为有二：一是家族子孙学问欠缺，编纂时，“掇拾讹传，不知考究”，结果“牴牾正史，徒诒蚩笑”[74]。余姚有三太傅祠，供奉晋朝谢安石、宋代外戚谢某及明人谢文正，这种合祠，本已牵强。黄宗羲视其神位，安石夫人竟为毛氏，便对其宗祝说，按《晋书》载，安石夫人是刘氏，非毛氏。对方却答道：“此家谱所载，宁有讹乎？”。黄宗羲只得苦笑说：“刘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后安石出之也”[75]。二是伪谱流行。明末清初，“万姓芸芸，莫不家有伪谱”，更有甚者，一些人竟将伪谱“视为信货，据之以改旧本”[76]，以假乱真。对此现象，黄宗羲深恶痛绝，说古人编修家谱，必视为神圣事业，“競競于是而不敢忽也”，否则，便是有辱祖先。沈约、魏收“为史自叙其先也，附合乖谬，人以为诬其祖也”，而“诬祖之罪甚于忘祖”，后修家谱者，未有不以此为戒”[77]。编写家谱同样需要实事求是，直笔实录。
    （5）表、志不可缺表、志为史之筋干，读史必览表、志。黄宗羲认为“正史”缺表、志，是一大撼事。纪传体本由纪、表、志、传四部分构成一有机整体，表能补纪传之不足，志是各种典章制度史，均有较高史料价值。《史记》倡于前，《汉书》继其后，正式把表、志作为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于本纪后。但自后历代正史不乏缺表、少志或两者并无者，《后汉书》、《魏书》、《隋书》缺表。《梁书》、《陈书》无志。《三国志》、《齐书》、《周书》志、表皆无，给读者造成很大不便。黄宗羲年青读史时，就由于史书无表，头绪纷乱，往往“一卷未终已迷其姓氏”，故立志补撰历代史表，却“忽忽未果”。他称许《通典》、《通志》与《文献通考》对历代典制的研究，“足以补史志之缺文”[78]。高第万斯同撰成《补历代史表》五十四卷，被他誉为“诚不朽之盛事也”[79]。明人许洽的《明馆臣九卿年表》被他称为“奇书”。还亲自为《明史》补修志表，时《明史》总裁将《历志》送他审定，他“于历议之后，补此一段”，且建议如《崇祯历书》例，列举恒年表、周岁平行表等，将“作表之法，载于志中”[80]。所著《今水经》，卷首特立“今水经表”，《明史·地理志》多采其文。
    黄宗羲对表、志的重视，清代学者深受影响，补表续志之作大量涌现，谢国桢先生说清代“补志补表之业，实由梨洲启之”[81]。开山之功，实不可没。
    （6）鉴别史料，去伪存真我国鉴别史料的传统自孔子后延绵不断，至明代，已积累一套较完备的史料鉴别方法。黄宗羲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有关鼎革之际的历史，忌讳颇多，加上传闻之误，爱憎之口，史料中舛漏、乖迕之处不胜枚举，必须加以辨析，定其真伪，方可使用，他还总结出一套史料取舍方法，“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82]。黄宗羲着重论述了对野史的看法，认为野史不拘体裁、较少忌讳，其中常有珍贵资料，特别是朝代交替时，无人纂修国史，此时的野史更显宝贵，“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而不谓之国史，可乎？”[83]不过，一般说来，野史作者多非史官，记事不乏道听途说，宋人洪迈、明人王世贞均以为野史不可信。黄宗羲也说，自魏忠贤乱政至今，仅五十余年，野史中关于此段历史的记载就有诸多牴牾处，“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冬心诗》颂其功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记》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儿信笔”[84]。故对野史必须进行一番鉴别后方可使用。在修撰《弘光实录钞》时，他将积存多年的弘光邸报“证以故所闻见”[85]，细加考证。野史有误，正史亦有谬讹，也需考辨。黄宗羲称颂吴缜纠谬《唐书》、许浩阐幽《元史》。他还依据唐人裴庭裕的小说《东观奏记》来驳斥《新唐书》及吴缜《新唐书纠缪》之疏漏[86]。
    为辨明史实，黄宗羲还很注重实地考察。崇祯十五（1642）年，他畅游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发现“足之所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牴牾失实”[87]，便考求古迹，博采群书，订正伪传，充实新得，纂成《四明山志》，考证精深，纠正了一些错误记录。漫游庐山时，对文献有关庐山的不实记载多有辨析，撰有《匡庐游录》。为辨朱元璋曾奉龙凤年号事，他特至万瑞严墓葬地西皋，“拜公之墓，登其堂，观明威告身龙凤十年高皇帝中书省手押及四忠三节像实录”后说：“乃谓高皇不奉龙凤，岂足信哉？[88]，充分体现了他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的治史特色。
    几十年来，黄宗羲留下了许多颇具考据功力的著作，除上面述及的以外，尚有《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历代甲子考》、《冬青树引注》等，文集中也多有考证篇章。《授书随笔》开辨明《古文尚书》之风，《易学象数论》，力证河洛方位图说是非，开胡渭《易图明辨》先河，《四库提要》称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可谓有功《易》道矣”[89]。对乾嘉考证学有发轫之功，堪与顾炎武并驱争先，同列为清代考证学不祧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