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公三失”评语引起的千古争议及问题症结之所在
    最早对《史记》作出全面评价的人是班彪及其儿子班固。班氏父子对《史记》优点的评定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可以置而不论。他们对《史记》缺点的批判--《史记》学上已术语化为“史公三失”--却引起千古争议。我们先引班氏父子的批判本文。班彪说：
    “（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残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后汉书·班彪传》）。
    班固不过重述他父亲的观点，仅用词略有不同，他说：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
    （按汉人有时称《六经》为《五经》，因《乐经》已佚，有时又称《六经》为《六艺》，所指的是一回事。）自班固以后到今天，近两千年来，我国学者对于所谓“史公三失”的提法，大致说来，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完全同意史公有此三失者，其代表人物为《史记》注释家南朝裴骃和唐初司马贞。裴骃在其《史记集解·序》中说：“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中注释道：“‘圣人’谓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黄老，崇势利，是谬于圣人也”。再如唐代史学理论专家刘知几把班氏指出的三点也看作是“迁之纰缪”（《史通·探赜》）。
    第二，完全与班氏唱反调者，认为司马迁所以成为中国伟大历史家就在于“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例如，宋神宗在其《资治通鉴序》中说：“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南宋历史家郑樵说：“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六经》之后，惟有斯作”（《通志·总叙》）。清代史学理论专家章学诚也这样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清代考据学家王鸣盛在概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一文的内容后，接着指出：“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尊儒，父子异尚”（《十七史商榷·卷六》）。
    第三，有人认为班氏所指出的三点不仅不是‘失’，反而是具有历史的、现实的或学术的真知灼见。我们仅举三例以明之。例如，南宋晁公武说：“当武帝之世，表彰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零。沿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论大道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也”（《郡斋读书志》卷2上）。再如清人蒋中和说：“马迁传游侠，盖有鉴于王道微而霸业兴，鲁俗哀而秦风炽，排难解纷，权归草野，所以寄慨也。而班误以为进奸雄。马迁传货殖，盖有鉴于井田废而兼并横，赎刑滥而饮恤隐，……所以示讽也。而班误以为羞贫贱。其暗于识如此，又曷足以窥龙门之奥……哉？”（《眉三子半农斋集·马班异同议》）。最后以《史记》“三家注”中的第三家唐代张守节为例，他从历史学的体例着眼，在其《史记正义》中说：“夫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而迁天纵之才，述作无滞，故异周孔之道。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
    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三失说”的反批判，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不必费词了。
    总的说来，“史公三失”问题所以引起千古不息的争议，由于争议各方都是见仁见智，并且都持之有故。但是各方都没有从司马迁史学的理论，方法论的原理出发，根据《史记》本文系统地论证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司马迁史学的理论的预设（Prsupposition）究竟是黄老之言或是周孔之道？第二，司马迁在褒贬历史是非时，其价值学规范（axiological norm）究竟是“崇势利”、“贵俗功”的功利主义，还是“宗儒尚德”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们不揣浅陋，试图从上述两个问题重新探讨“史公三失”问题。因限于篇幅，本论文仅涉及上述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