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谈的哲学观与史学观为什么“不相为谋”
    班氏父子断定司马迁“论道（论术学）则先（崇）黄老而后（薄）《六经》”，其主要根据是《史记·大史公自序》所转载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一文。但是，司马迁在《自序》中清清楚楚地把司马谈对先秦诸子哲学的评论和司马氏治史的家学渊源完全区别开来；而班氏父子对此熟视无睹，却张冠李戴地把司马谈的哲学观视为司马氏父子的史学观，岂非怪事？王鸣盛虽然看出了司马谈和司马迁在学术上“父子异尚”，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看到司马谈本人在哲学上虽崇黄老，而在史学上则尊周孔之道。两千年来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也是怪事。
    首先，我们说明司马谈的哲学观与史学观是在怎样不同的境遇中形成的，因而在理论上二者可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司马谈的崇黄老而薄《六经》的哲学观是在他的老师的教导下和在他所遇到的政治气侯中形成的。他年轻时在哲学上，“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生”。杨何是汉初的《易》学大师，黄生是汉景帝所信任的“好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哲学的要义在于从万殊中求同一。司马谈掌握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论六家要指》中，一开篇就引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虑，同归而殊途”两句话，从而在先秦诸子的百虑中去探讨“同归”之途。首先，他把诸子中有代表性的六家的哲学基本问题归结为政治实践。他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在司马谈看来，只有道家（道德家）在政治思想上最“省”，即最能明察真伪；因而能把其余五家的优点统一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因此，司马谈尊崇道家。
    上述司马谈所理解的“道家”，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老子哲学，也不可能是战国中期的老庄哲学，而只能是兴起于战国中、后期并且在汉初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黄老学派（即司马迁所说的“黄老道德之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四经》正是战国学者依托黄帝名义而编成的黄老学派的典籍。其要旨是以《老子》的本体论（“其术以虚无为本”）去统摄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名家的“刑（同‘形’）名”、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墨家的“尚同”等。它就是司马谈所崇尚的“道家”，实际上就是黄老。
    司马谈所以在哲学观上崇尚黄老，除了由于受老师黄生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时代风气的感染。哲学本来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产生在周代的统一分封制王国分崩离析之际，如庄子在《天下篇》中所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司马谈生在“汉兴，海内一统”的时代，他感到百家之百虑应随国家的统一而统一。他在青、壮年时期正是文景时代。“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史记·儒林列传》）。黄老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司马谈顺应时代风尚，认为只有“道家”乃“合大道”和“有以治天下”，而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我们再略述一下司马谈的史学观是在怎样的史学传统中形成的。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公官职。刘知几指出：“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左史、右史之名”（《史通·史官建置》）。《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作为中国上古一切文化知识的集成的《六经》，其中的《尚书》与《春秋》是中国史学的原型。《尚书》是唐虞以来“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事之策”（《尚书正义·序》）。《春秋》是各诸侯国史官用“年代记”体例所记下的内政、处交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的“史记”。这两种“经”都是史料性质的。在西周，“学在官府”，《六经》都由王官掌管。孔子之世，“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他以民间知识份子身份成为研究《六经》的权威，并且“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学专著《春秋》。同时对档案汇存性质的《尚书》，则以“垂世立教”的方针加以编辑。如孔安国所说：“先君孔子……讨论曲，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尚书序》）。就《春秋》言，孔子以前的各国史记各有其专名，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不过，一般称之为《春秋》，如墨子所说的“吾见百国春秋”。它们在体例上都是年代记。如晋代《春秋》学家杜预所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名也”。孔子作《春秋》时，赋予传统的年代记以“义”（“其义同是丘窃取之”的义），从而使年代记成为历史学。孔子于是被尊为中国史学之父。什么是“《春秋》之义”？杜预的解释具有代表性，他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春秋左传·序》），从而赋予史学以垂世立教的社会职能。
    司马谈出生于周代史官世家，又身任汉代的太史令官职；这就是说，他是生活在孔子所继承和发展的史学传统中。所以他的史学观只能是这样历史地形成的。也许有人设想，司马谈可能有过以黄老哲学作为理论前提的新的史学观。但是司马谈有无这种史学观已无从考证，而且在我们看来，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老庄的形而上学和社会理论是“反历史的”。我们在此地没有篇幅详细讨论这问题，却有绝对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司马谈在事实上，无论在平时或是在临死时，所持有的史学观始终是遵崇周孔之教的。这个证据就是司马迁在《自序》中所提供的。
    司马迁在《自序》中记下了他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学术遗嘱：司马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志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恩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废，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候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归闻，弗敢阙’”。司马谈临终时，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的提出已经25年了，他的崇黄老的哲学思想可能有了转变。不管有无转变，而他在遗嘱中只要求他的儿子遵守产生于《六经》文化的、崇尚周孔之道的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