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父子看来：在《春秋》中，孔子把三代历史基本上看成是三代之礼的不断运行过程，并且看到后一代的礼对于前一代的礼是处在相因与损益--即我们所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司马迁如是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乃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孔子世家》）。这就是说，孔子史学的对象主要是礼在三代运行的轨迹，用《礼记》中的术语说，就是“礼运”。郑玄在其《目录》中解释道：“名《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转旋之道”。孔子明确地认识到礼是随时代的变易而发展的。对于夏礼而言，“孔子善殷”，但对于周礼而言，孔子曰：“殷己慤，吾从周”（《檀弓下》）。对于夏和殷二代而言，孔子赞叹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用”。司马谈因此而断定：“《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己也”（《太史公自序》）。所谓“从周”、“褒周”是一个意义：即对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表示敬佩，亦即肯定其“后来居上”的价值。司马迁把《春秋》的逻辑结构表述为：“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所谓“据鲁”，即班固在《艺文志》中所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所谓“亲周”应读作“新周”。在先秦汉语中，“亲”与“故”两个词对立地使用时，“亲”即“新”。如《韩非子·亡征》云：“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者伏”，其中“亲臣”就是“新臣”。司马迁以“亲周”和“故殷”（含“故夏”）相对比，这就是说，周礼对殷礼言，前者是新，后者是故；不用说，殷礼对夏礼言，也是这样。这正表明礼在三代的新故交替的运行过程。
    总之，司马迁的“继《春秋》”，实际上是发挥了《春秋》的微言大义，以建立自己的史学观，即认为历史的研究主题是：在时代变易的前提下，重新论述过去事件在历史客观进程中的价值或意义。在这种史学观下，司马迁不可能再以“隐恶扬善”作为《春秋》的第一义，而只能以孔子所说的“书法不隐”（实录）作为“良史”的第一义。因为历史家在一掩一扬的褒贬中，难免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高下在心”地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所以司马迁在历史评价方面提出了新的原则--“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就是说，历史上的行事本来是善的，就应当善其善；本来是恶的就应恶其恶。同样，本来是贤人，就应尊贤；本来是不肖之徒，就应贱视他。这意味着：从事实的判断引伸出价值判断。这样就使历史学在客观性上迈出一大步，所以汉代学者对司马迁史学的这一方面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如班固所指出：“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传·赞》）。所谓“不虚美”即“善善”；“不隐恶”即“恶恶”。所谓“实录”，即恰如其本然地“作出事实的陈述和评价”。如上所述，所谓“正《易传》继《春秋》”，在司马迁的理解中，就是把孔子的这两部经典著作统一起来作为他的史学理论的前提。司马迁本人概括地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司马相如列传·赞》）。《史记索隐》注释云：“《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通过《易》与《春秋》而得出的“天人合德论”是两汉儒家的世界观的基本模式。班固说：“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汉书·眭两夏侯……传·赞》）。简单地说，所谓“《春秋》推见至隐”（以人事通天道）意味着：《春秋》以礼为大宗，而礼义是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礼记》中揭示出“礼，时为大”的原则（《礼器》）以及“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的史实；并且超验地认为“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乐记》）。于是《春秋》中的人事就通于《易》中的天道（指“时变”的自然观）。所谓“《易》本隐之以显”（以天道接人事）则意味着：《易》从“时变”的自然观推导出“化成”的人文观和“通变”的历史观，于是《易》的天道就通于《春秋》的人事。《易》与《春秋》的互通所导致的方法论效果就是“终始古今，深观时变”。总之，司马迁史学的理论前提是《易传》与《春秋》的天人之道。
    2.“本《诗》《书》《礼》《乐》之际”在司马迁史学中的意义
    司马迁以及汉代所有学者都认为《易传》与《春秋》是孔子的著作。至于《诗》《书》《礼》《乐》，不用说，都是孔子以前的经典。如果仅从历史学着眼，这四经对于孔子便只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主要说明孔子在史料学方面对这四经的运用。我们用现代史学术语说，即进行“历史选择”。当代西方学者多认为历史学是一个选择的体系，即历史家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选择出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可以把过去事件重构（reconstruct）出来的某些数据（data）。至于什么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则根据历史学家本人的史学观或历史观而大异其趣。就孔子史学而言，他的历史选择的标准就是《春秋》之义。章学诚已看到这一点，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又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大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章学诚所说的“笔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选择”。以下，我们分别介绍司马迁所重视的孔子对《诗》《书》《礼》《乐》所作的史料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对司马迁史学所具有的意义。
    在这四经中，司马氏父子断定孔子本人是重视《诗》与《书》的。司马谈在其遗嘱中如是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得较具体，他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按：《书》又称《尚书》或《书传》；所谓“序《书传》”中的“序”字不是后人所说的“作序文”的意思，而是意味着“按时间秩序编次”。司马迁认为孔子编次《书》的目的在“追迹三代之礼”，但在编次时已感到文献之不足征。再就《诗》言，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者），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可见，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取可施于礼义者”。司马迁在《自序》中采取了传统的《诗》与《书》在体裁上的区别说：“《书》以道事，《诗》以达意”。在我们看来，《书》是国家的档案汇编，不用说是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至于《诗》在体裁上是文学作品，即使有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生活，也不过是发抒诗人的内心感受，即所谓“《诗》以达意”。司马迁在这里显然暗示人们：在以《诗》为史料时，就应当使用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即用历史家自己之“意”反思古代诗人之“志”；同时要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原则，即要领悟古代诗人的感受，必先论其时代。这样，才能使《诗》具有史料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