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地名辞典，解释的是各地的地名，地方志的记载是否都可靠呢？也不尽然。在地方志中，当时人记当时的事，一般都比较可靠；但记从前的事，甚至上古三代的事，有些是得之于传闻，或是虚无飘缈的传说故事，那就没有准了。所以，即使使用地方志，也有一个是否是第一手资料的问题，而不能把所有的记载等同看待。
    在编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准备阶段，鉴于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地名发生变化，有置有废，也有的不断更改名称，为了撰写释文时使用方便，我搜集资料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一书，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我把该书送给季龙师看时，他特别兴奋，当即翻检出他最熟悉的地方，看书中介绍的情况是否准确。他在指出该书的不足之处的同时，说了不少鼓励的话。直到数年之后，老师见到我时，曾不止一次地问我：“你的那本《政区沿革》该出续编或增补本了吧？”老师对学生做出的一点点的成绩都非常关心，念念不忘。
    对于《中国地名语源词典》，季龙师甚至亲自撰写了范条，要求我们依样认真撰写。写《地名语源词典》释文，季龙师特别强调要尽量找出最早或较早的记载（对《历史地名大辞典》也有同样的要求），这就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查阅各种典籍。有时一个词条已经写好，但偶尔发现更早的记载后，便毫不犹豫地废去已写好的词条，重新撰写。有人说，现在编工具书多是互相抄袭，但老师的严格要求却不容许我们有半点的马虎。
    语源词典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阐述每个地名的来历及含义，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有些地名的含义从不见于记载，也有的虽然有记载但不可靠。有些记载较早也不一定对，相反倒是有些晚出的记载可能是对的，特别是对古代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解释更是如此。在研究地名语源的学者中，东汉人应劭应当是比较早的，但他的很多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季龙师在北京一次地名词典会议上就曾指出，应劭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鼻祖，怎么能以时间的早晚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呢？如《水经·渐水注》中记载到乌伤地名，引《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乌所居之邨，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按，《寰宇记》卷97婺州义乌县引《异苑》作“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群乌助衔土块为墳，乌口皆伤，一境以为至孝所致，因以县名乌伤”。）《异苑》乃南朝宋刘敬叔所作，也是较早的作品，但它解释乌伤一名却犯了历来以汉语解释民族语地名时所容易犯的“望文生义”的通病。其实在江浙一带，以无、於、乌、余、句、姑等字头的地名，是古代吴越语地名的遗留。在这方面还是颜师古的解释高人一筹，《汉书·地理志》吴地句吴之下，颜师古注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颜师古是唐代人，时代虽然比较晚，但他用少数民族语解释民族语地名，因而取得别的学者不曾有的成绩。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去病至祁连山。”颜师古注：“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真是一语破的。又如，今两广等地保留不少古僮语地名。比如：那，僮语意为水田；思，僮语意为村；罗（或作乐、六），僮语意为山；湳，僮语意为水。若不明白这些词在古僮语中的含义，强为解释，就会闹出笑话来。如带“湳”字的地名，今海南省最多，琼山市有南渡江、南渭溪，定安县有南远溪、湳白溪，儋州市有南建江，澄迈县有湳滚泉等。广东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不知湳字的含义，竟说：“湳之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水名多以南者，其犹曰南方之水欤？”又如广西北流县的勾漏山，是当今风景游览胜地。《方舆胜览》等书解释说：“其岩穴多，勾曲而穿漏，故名。”但据近人徐松石研究，谓勾漏应为古僮语地名。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僮人呼酒为漏，呼杯为勾，勾漏即是酒杯。”以山形似酒杯倒置，故名。对古代民族语地名不作认真考察，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自然会闹出笑话。
    但是，在古代民族语地名中，能够破解的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地名的含义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是采取猜谜式的胡乱解释，还是因循苟且，继续传播那些由“有锡”变“无锡”的神话呢？我认为，还是季龙师采取的态度最慎重、最稳妥。老师有一次在回答别人关心“姑苏”名称的含义时指出：“姑即句，乃古吴越人发语词，句吴即吴，句践即践，姑苏即苏也。至于‘苏’之意义则不可知，以其为吴越语而非汉语也。江浙一带地名渊源于古代吴越语者颇多，非只此一苏州之苏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才是真知，是最科学的态度。
    在季龙师指导下编纂的两部地名词典，老师生前都未能见到成果。在他病重期间，也就是1992年4月，为编纂《历史地名大辞典》的协作事宜，我与朱玲玲同志曾去合肥、南京、上海等地走了一趟。到上海后，我们去华东医院看望了季龙师。其时老师重病在床，不能言语，见了我们极为伤感，眼圈都红了；我们见老师如此痛苦，也不禁一阵心酸。待情绪稍微稳定后，我们简要地向老师汇报了两部辞典进展的情况，告诉他《中国地名语源词典》已完稿，并送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则正在抓紧编撰。老师听完后，吃力地举起两个指头。对老师的意思，我心领神会。自老师去世后，两三年来，我们集中全力，紧紧抓住《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不放松。今天，我们可以对老师说，在您指导下编撰的《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不久前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一书也接近完稿，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季龙师一生做事认真，从不苟且。他面对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他心里想的是祖国和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科学事业。在他的研究领域里，只要有他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心就不安稳。1982年古都学会成立以来，季龙师身为古都学会名誉会长，他较以前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古都问题。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学术界即有“五大古都”之说，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到三十年代又增加了一个杭州，始有“六大古都”之说。到八十年代初，季龙师发表文章倡“七大古都”之说[5]。他认为商代的殷和六朝的邺，就像西周的丰镐、秦咸阳、汉唐长安一样，应视为同一个古都，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杭州，所以论述中国古都，应七大古都并举，不应只提六大古都。1987年，季龙师又不顾中风后遗症造成的手脚行动不便，风尘仆仆赶到安阳，参加“安阳古都研讨会”，并对安阳的殷墟和安阳东北20公里的邺城遗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他为“七大古都”正名的决心。在研讨会上，他力主在六大古都之外增加安阳，称为七大古都。1988年秋，在安阳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第6次年会上，终于将半世纪以来通行的“六大古都”之说改为“七大古都”，也象丰镐、咸阳、汉唐长安总提为今地名西安一样，殷、邺也改提今地名安阳。后来季龙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之所以主张要将“六大古都”改为“七大古都”，是为了“求实”，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的，季龙师一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是为了“求实”、求真，这是季龙师一生的追求，是他坚持不渝的信条。
    注释：
    [1]载《地理知识》1955年第8-9期。
    [2]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又见《长水集续编》。
    [3]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又见《长水集续编》。
    [4]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又见《长水集（下）》。
    [5]见《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载《长水集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