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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通婚圈的社会构建功能的研究上，笔者所关注的问题是，通婚到底是怎样将地域社会内部各个集团联结起来，从而构成了地域社会空间的。在这里以摩哈苴为例进行分析。现在，散居于摩哈苴的各个不同婚姻集团之间相互开亲，本研究称之为“散点交换”。所谓“散点交换”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各婚姻集团之间非定向的、非选择性的婚姻交换形态。它区别于定向的、有选择性的“有限交换”和“一般交换”形态。只有在通婚形成“散点交换”形态下，那么联姻方能与地域社会的构成的话题相关，因为只要地域范围内存在着集团或集团群之间互不通婚，那么地域性的主要社会联系就没有建立起来。摩哈苴村的早期通婚方式是限定在两个集团之间的“有限交换”。300多年前竹根鲁与山白草杞迁入摩哈苴，他们结成最早的两个通婚集团。杞、鲁二宗族都是当地的“罗罗颇”④，有着高度的族群认同。后来迁入的松树李宗族，因为亦属于当地的“罗罗颇”，迁入以后立即加入了杞、鲁通婚集团。再后一些迁入的大白花何与大白花张，都属于“密撒巴”⑤，亦有着高度的族群认同，其祖籍皆为蒙化⑥ 人，它们也是实行“有限交换”的两个封闭的通婚集团。在摩哈苴最初的婚姻集团之间实行“有限交换”时，族群认同显然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密撒巴在70年左右的时间内学会了当地的彝语方言，沟通了与“罗罗颇”的交往，便很快地在文化上认同杞、鲁、李三宗族而互相通婚。然而，摩哈苴村也有汉族杂居，如果马氏汉族不加入通婚集团，摩哈苴地域性的散点交换就不能形成。马氏宗族与何、张两宗族同时迁入摩哈苴，开头数代皆不与彝族通婚。到了第五代已有与彝族通婚的案例，第七代以后逐渐普遍。从此，围绕“U”字形山的一个完整的通婚地域空间也随之形成。在族群认同与族际交融过程中，地域村认同对散点交换起到限定作用。 三、市场圈与宗教圈的地域空间安排市场交换属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即“第一种生产”的范畴⑦。在农业社会中，基层地域社会的市场表现为集市，在工（商）业社会中，在集市继续存在的条件下，更大区域乃至国家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系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施坚雅的市场理论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不在村庄而在市场圈之内，中国农民生活的所谓自给自足的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这是一个片面的结论。 摩哈苴及其四邻共有19个街子，就空间分布而言，这些街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村的街子，即每年一次的端午街。端午街为摩哈苴村民委员会的干部们为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潮而于2001年人为设置的。这个街子设在2200多米的高山之上，没有传统市场的基础，其规模很小。第二类是距离在50里（25公里）之内的街子，村民们赶街当天都可以来回，有寅街、小寅街、兔街、马街、羊街、杨梅街。第三类是超过50里的街子，有鼠街、牛街、龙街、猴街、狗龙街、五顶山街、消地街等。这些街子大多商贾往来之地，摩哈苴人去得更少。在所有这三类街子中，去得最多的是寅街。摩哈苴的主要生活品都可以自给自足，有少量不足可以通过村内互惠性交换实现，是否参与集市交换并不影响到生存问题。 周城及其四邻的街子亦是19个，但是这些街子与摩哈苴相比，却呈现出很大差异：第一，周城的村内街有两个，一是“小街子”，二是“南广场”。周城人较为富裕，分工亦较细密，与摩哈苴不同的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是依靠村内“小街子”的集市交换来解决的，如果离开了交换，周城人则无法生存，因为他们并不是每家都生产粮食。小街子有固定的小百货商店，有蔬菜鱼肉水果市场，每天的交易额近3万元。现在已经成为每日街，从早到晚经营。周城村内的“南广场”为节日街，每逢火把节、本主节等重大节日，周城村民委员会都要在这里开辟出商品展销市场，国内外商户都有到来。第二，周城四邻的17个街子都是村民们日常交换活动的范围。由于214国道穿村而过，大丽路（大理-丽江）亦经过周城的田地，加之傍近著名旅游景点蝴蝶泉，周城交通发达，村民们在村外的交换活动的交通工具都是汽车。100多公里的范围之内可以一天来回。由于周城扎染手工业、旅游业及其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达，市场交换活动就成为他们的重要活动，这些街子就是他们日常的商业实践所至之地。周城一些村民往往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几家合租一辆电毛驴（电动三轮车），带上自己要出售的扎染或其他物品去赶街。或者花上几元钱搭乘从洱源至下关途经周城的长途车去赶街。不仅如此，周城村民还有远往几百公里以外的丽江、剑川、鹤庆等地从事商业实践活动。第三，周城的街子周期密集。除牛街、龙街、狗街外，周城四边的街已经不以十二地支日命名，这是与赶街日期不按十二天轮回相伴而生的文化现象。各街子赶街时间的密集度亦有增加，形成当地人所说的“天天有街赶”的局面。 摩哈苴和周城各自具有的19个市场，如果从表象上看，也似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结构体系。但是，每一个具体的街子对于地域社会内部的人们的重要性并不是等同的，这其中只有少数几个街子才是大部分村民的实践所到之地，而在这少数几个街子中，又只有一个街子是最重要的、最经常的、赶街频率最高的街子，它具有最基本的意义，且与其他街子具有性质上的不同。笔者将关乎地域社会内部大部分人的日常交换实践活动的市场称为“核心市场”，在摩哈苴是寅街，在周城则是“小街子”。笔者将关乎地域社会其他需要而进行交换的市场称为“外围市场”，摩哈苴除寅街以外的其他街子和周城除小街子以外的其他街子都是“外围市场”。 在讨论市场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意义时，我们看到，周城是依靠核心市场满足自足性的；摩哈苴则是依靠自给自足以及少量的互惠性交换满足自足性的，寅街发挥着满足基本需要之上的“提高了需要”的功能。然而，为什么摩哈苴内部可以解决人们的基本需要又要经常去赶寅街呢·因为当某人从地域社会之外交换到了一种地域社会内部本来可以生产的东西，但由于他交换这种东西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少于地域内部生产这种东西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更加“上算”，于是他就乐于从事这种“上算”的交换活动。但摩哈苴还没有走到如周城一样只有依赖市场才能生存的地步。在周城的类型中，人类为了“发展”自身的需要而选择市场交换而不选择仅仅是为了“生存”需要的自给自足方式。由于市场在村内建立起来，这促进地域村依赖于它，并促进分工专门化程度的提高和技术专门化程度的提高。某一农户对某一种技艺有着专门的特长，他便可以以此为业并在市场交换以换回他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两个村庄便显示出一个重要区别，对于摩哈苴人来说，即使寅街不存在，他们达到了“自足性”⑧。而对于周城，如果没有村内的小街子，则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由于周城村民分工的专门化。因此，核心市场（小街子）的交换对于周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日常的实践活动，这与寅街对于摩哈苴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必需的、也不是每日进行的日常实践活动是不相同的。由此，可以导出这样的结论，村外市场对于地域社会的构成不具有重要意义，村内市场（在摩哈苴是互惠性交换而不是端午街，在周城是“小街子”）对于地域社会的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在精神生产活动（本文主要考察宗教）方面，存在着祭祀圈和信仰圈两种形态。两个村庄的相同的情况是，祭祀圈在村内，信仰圈在村外。摩哈苴的祭祀圈有两个层级：聚落层级上的祭祀圈是“出行”，全村层级上的祭祀圈是“祭龙”。“出行”即每年正月初一以村落为单位的祭山神仪式，它与林美容所描述的台湾草屯镇祭祀土地神的聚落性祭祀圈对应，山神也就是土地神。摩哈苴以聚落为单位“出行”而不是以行政上的“村民小组”为“出行”单位。如迤头下村为一个行政村民小组，由迤头下村聚落和白草山两个聚落组成。但每年正月初一的出行，居住在两公里以外的深山中的白草山五户村民从来不参加迤头下村聚落的“出行”而是单独进行。祭祀圈的地域性原则在这里体现得特别充分。周城的祭祀圈亦有两个层级，属于居住区的火把节祭祀活动和全部村民参与的本主祭祀活动。周城的火把节具有地域社会的结构功能表现在：（1）祭火把并不以行政社区为单位，而是以居住地为单位祭祀地域性火把。（2）村民居住地域的变化带来了参与火把祭祀场所的变化，也就是说，只要村民搬迁到别处，那么他必须参与新迁地域的那一个火把的祭祀活动，表明了这个地域对他的认同，以及他对这个地域的认同。（3）新建社区不断增加新的火把，以示地域认同。例如2001年，周城为了建设旅游大村，发展经济，在村北傍近蝴蝶泉开辟出“朝珠广场”社区，并在这里设了火把，搬迁到此的农户全部参加了祭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