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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全村性的祭祀仪式在摩哈苴是每年的二月初七的“祭大龙”。据当地老人回忆，这是一种极重要的祭祀活动，11个村落轮流主祭，仪式进行好几天，杀猪宰羊，场面宏大，所有家庭都必须参加。但祭大龙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而被禁止，加之位于龙树山的一棵几百年的大龙树突然死亡，全村最有威望的神职人员“老赵”亦随之去世，自此祭大龙仪式不再举行。在周城全村性的祭祀仪式是本主节仪式，这是每年正月十四至正月十七举行的极为隆重的大型村庄祭祀本主的活动。它以大规模、高强度的方式将周城全村人聚合在一起构成具有精神联系紧密度的地域社会关系。本主节十分强调“周城”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可从几个方面见之：（1）本主节的准备工作以“周城”为单位，周城村民委员会代表周城整体出资资助节活动，上级单位、同级单位、下属单位对本主节的赞助以及信众对本主节的自愿资助，都是以“周城”为接收单位。（2）仪式过程是“周城”的整体行动，其意义在于强调“村”作为一个整体地域社会的权威与力量。当宗教领袖将参加祭祀的人员集合起来后，村民委员会主任或书记代表周城村的行政首长到场讲话。（3）本主巡行的路线是全村的范围，而且在村庄的边界点上需要停留下来进行诵经仪式，这表明宗教神对地域社会整体的主宰关系。 就信仰圈而言，摩哈苴的信仰圈只有每年二月十五和八月十五的庙会，地点在位于兔街乡与马街乡交界的太山庙，距离摩哈苴20里。这两个庙会并不是村内所有人都去参加。摩哈苴没有大规模群体的外地朝拜活动，仅有个别人对某个神的信仰而在遇到重大事情时外出求神。而周城存在着洞经会、南方广莲池会、北方广莲池会三个宗教团体，总人数为1506人，占周城总人口的16％，这三个宗教团体每年有着相当频繁的村外宗教仪式活动，但其组织绝大多数为老年女性，其宗教活动并不是社区内全部人员的实践活动，不能作为地域社会构成的基本影响因素。 如果一定要分别出作为祭祀圈的信仰与仪式行为与作为信仰圈的信仰及仪式行为的不同，那么可以看到，祭祀圈的形成是由于习俗文化的铸塑作用，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与祭祀活动，它成为一种集体表象，强加在每个人的身上，即使受到现代教育与影响的无神论者，只要他回到了这个群体之中，他在实践形式上就不能表现出异常。而作为信仰圈的信仰并非社会强加的文化，并非集体无意识，而是个人的、部分信众的行为。故而祭祀圈对地域社会具有建构作用而信仰圈则没有这种作用。 四、齿轮式的地域社会地域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小模型，地域社会的构成也是人类社会生成的最基本模型。以上从实践活动出发，分析了宗族、婚姻、市场交换、宗教祭祀在一个地理单元内所构成的地域社会组织，研究了这些要素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功能及其范围，并指出了二者共同的、基本的动力。本研究发现这些要素所构成社会组织涉及的范围和性质并不相同，就其范围而言，诸种要素所构成的社会组织的地域有一部分是重叠的，另一部分并不重叠。就其性质而言，诸种要素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每一种要素仅满足了人的某一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全部需要。因此，只有这些要素相互关联起来，才是地域社会全部的实践方式，也才能满足社区内部的人们的全部生活需要。在地域社会构成问题上的每一种单独的解释模式都经不起其他解释模式的共同追问。 本研究在回应人类学关于地域社会的诸种理论的同时，探讨各种要素的结构性关联，并力图在“活动”概念的基础上重构地域社会的基本模式。我们用“齿轮式社会结构”来比喻地域社会内部与外部的结构关系⑨。 1.齿轮式的内部结构。“村”作为整体论视角下的地域社会基本单位。本文所研究的地域社会的构成，首先是地域社会的内部结构问题。“结构这一术语是指某一整体中的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方式。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9]地域社会的存在形式与生命形式一样，它只以整体的形式存在，整体内的各要素相互关联。整体对于个体具有超越性、支配性和强制性。一种社会事实不能脱离社会系统的整体去研究，必须从整体论的视角下来观察地域社会，“整体主义视社会有明确边界，尤为强调其整合性和功能性”[10]。从整体论的视角来对地域社会构成进行讨论，需要关注社会关系结构化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意义。所分析的亲属关系、交换关系、宗教关系等只有通过结构化过程，方能成为地域社会构成要素。本文的“结构化”强调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个体性的社会关系无法结构化为社会模式，只有群体性的关系方能结构化，而且只有经常性的（而不是偶尔的）、稳定的（而不是脆弱的）、参与数量大的、频率高的群体社会关系方能被结构化，方能成为地域社会构成的要素。第二，地域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并不是指地域社会内部某一群体的某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化，也不是指地域社会内部全体人员或所有群体的某一种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市场关系、宗教关系）的结构化，而必须理解为全部群体所有社会关系“总和”的结构化。只有这种“总和”的结构化，地域社会方成为一个有机体。 在本研究中，“村”⑩ 构成了地域社会的整体。“村”作为整体的有机性表现在它是一个自足的实体，它的内部功能齐全，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种的繁衍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即使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依然是这样。只有在这一整体关系中，无论是物质的生产与交换，还是亲属关系的继嗣与联姻，抑或是宗教祭祀，皆作为局部具有意义并拥有力量。在对继嗣群与地域社会构成的分析中，本研究所选择的两个村庄继嗣群分布的范围基本上是在本村。两个村庄中，在传统社会中迁出村庄的只是由于某种资源环境的变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引起，远不足以引起地域社会结构与范围的变迁。在当前的社会中，国家对于地域社会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的具体形式主要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引起的，最重要的是教育制度，除此以外，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使一部分人走出村外。但这些亦不足以影响地域社会结构与范围的变迁。通婚圈的分析与此类似，其内圈在本村的范围，两个村庄的村内结亲占绝对优势，“村”是联姻实践的地域分界。“内圈”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稳固的、持久的、不变的、无条件的、非选择性的通婚圈。外圈则相反，它是不稳固的、变动的、暂时的、有条件的、选择性的通婚圈。因此，内圈对地域社会具有构建功能，外圈则不具有这种功能，因为它的维系力度不够强大，也不够严密，更不具弥漫性。 在对市场交换的分析中，笔者将其分为核心市场与外围市场。外围市场满足一部分人的特殊需要，具有非经常性、非日常生活性，且具有距离较远的特点。而核心市场却有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设在村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在村外。这使市场圈中的“核心市场”这一概念与“村”这一概念在地域上并不吻合。但这并不等于“交换”活动在地域社会构成中较之其他要素不重要，而是在经济发展较低的地区如摩哈苴，村内互惠性交换具有决定意义。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村”的整体性特征。也正是由于“村”的整体性特征，使其具有一种如磁石般的力量，使村外的核心市场有内敛的趋势（周城的小街子可以证明），现代国家的经济改革促进了这一趋向。而与此相应，外围市场在现代化进程中则有外扩的趋势。内敛的目标是满足地域社会内部绝大部分日常生活的需要，最终归结点则在村内。外扩的目标是满足一部分发家致富的需要，最终的归结点在全球化。在对祭祀圈与信仰圈的分析中，地域分界是非常清晰的，即祭祀圈在村内，信仰圈在村外。祭祀圈在村内，祭祀圈是全部村民实践所及，是重要的、属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都没有变化。而信仰圈在村外，只是部分村民实践所及，是次要的，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也没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