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它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权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民国以后，北洋军阀集团掌握了政权。它面临的是一个新旧并存，中西杂陈的过渡性社会。它把“中体西用”思想推演到政治范畴。所强调的“中体”，虽然不能公然宣扬“君权”，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伦常关系；而所谓“西用”，已不仅采用西方的军事操典、器械、营规，还增加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宪法、议会、选举等等。所以，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只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撞击下，体现“中体西用”的军阀政权而已。所谓国会选举、府院之争及历次阁潮等等，无一不是北洋军阀集团利用西方民主形式来达到其封建性目标的所作所为。各种民主机构甚至宪法都被北洋军阀集团用来作为封建性统治的装饰品和工具，一旦不合于“中体”，那“西用”就会成为牺牲品，如解散国会、缴销议员证书、暗杀政党领袖，终而要埋葬民国，实行帝制。
    北洋军阀集团的“西用”内容比较明显，而“中体”内容究何所指？我们认为：它基本上是儒家的封建伦常关系。有人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是儒学之士。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受过教育的军阀不过占全部军阀的30%，而其余的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注：《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册1，第68页。）。 这些人当然不可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儒家文化，但不能认为他们没有受到从封建制度下因袭而来的传统儒家文化所给予的影响（如思想观念、礼俗、习惯、传说等等），而且他们确在实际生活中利用了儒家文化。陈志让讲了很好的意见说：“北京政府自1912年建立到1928年倒台，控制它的军阀始终固守着儒家思想，同时更试图借着儒家政治原则来统治这个儒家体制已经解体的国家。”（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2页。）所以，北洋军阀集团的“中体”可以作如下的概括，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封建伦常为纽带，维护一种异常明显的层次性宝塔式的统治系统和等级隶属关系，以延续甚至恢复封建体制和封建行为规范。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典型。他一方面以“儒将”自命，崇尚关岳，标榜维护华夏尊严，排斥外来事物，以此所谓“中体”，适应封建守旧的口味；另一方面又改革军事，聘请洋顾问，接受西方文化，以此所谓“西用”，博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赞誉。吴佩孚按照半封建半殖民地“中体西用”的思想要求，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学贯中西”而为中外人士都能接受的人物。他机智地利用民主舆论，高唱救国爱民以粉饰自己，而实际上却制造二七惨案，怂恿曹锟贿选，组织直奉联盟等等以维护封建主义之体。1929年，吴佩孚全盘失败退出政治舞台后，似乎经过自省反思，发表了《循分新书》，明确地阐述其“中体”思想。他说要“奉行礼教以达圣人境界”；并认为“共和是现今社会道德的衰微”，要“振衰起敝，唯一之道是要振兴文化”（注：《吴佩孚先生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印本，第3页。）。
    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主流思想的代表。遗憾的是事与愿违。他们由于无知、少知和悖于时代要求，宣扬和利用儒家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即那些难以为时代所接受，甚至令人发噱的丑陋内容。他们的所谓“振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践踏儒家文化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破坏。儒家文化中应该扬弃的陈腐部分和弱点被他们“提倡”得暴露无遗。以至“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类近乎绝对化的口号与此不无关系。具有“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又是北洋军阀与前此军阀的不同点。
    第三，割据称雄，拥兵争霸。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如皖系在直皖战争前，分踞河南、察哈尔、直隶、外蒙古而以北京为中心，它还与奉系联结组编一个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势力扩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战后，势力勃兴，据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地盘，其后又陆续扩展到湖北、陕西、江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福建等省。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勒索财物以供混战粮糈和私欲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正杂税经常收入1100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600万元；纸烟特税300万元；1927-1929年田税丁漕预征约1400万元。四项合计共达3400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一亿元以上（注：守愚：《直系军阀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向导周报》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