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的统治，主要依靠徐树铮、张志谭、傅良佐、曲同丰诸人，而徐树铮尤为寸步难离的重要僚属。徐树铮威福自擅，左右政局，是段祺瑞的政治灵魂，段记北洋政府的决策人。直系军阀曾通电声讨徐氏罪状说：“蒙蔽总揆，胁制元首，……国会夭绝，都门祸起。……安福诞生，结党营私，揽权窃柄。……强分界限，挑拨感情。既思以北图南，更谋削直祸皖。……欺蔑前辈，藐视王章”。（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85页。）这正是显示出徐树铮炙手可热的显赫权势，而段祺瑞则倚之若左右手，不可须臾离，甚至不惜以个人去就来维护徐树铮的弄权。
    吴佩孚的重要幕僚张其煌于1918年入吴幕，曾致函吴佩孚历陈吴兵南下与北归的利害得失而使吴拜服，从而即通电倡导“全面和平”。从此以后，张其煌一直是吴在各项政治、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助手。谋士依附军阀，玩弄权势；军阀信用谋士，如虎添翼。
    第五，纵横捭阖，制造政潮。
    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如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民主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注：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53页。），对盲目相信其虚伪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之实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手段；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67页。）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注：《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 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拙，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
    段祺瑞继袁世凯而起，一仍故智，始则纠集“公民团”，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强迫通过“参战案”，借以组练“参战军”，扩充和加强皖系的兵力；继而策动“督军团”，制造“张勋复辟”以树自己“再造共和”之功，并弃置国会与《临时约法》，公然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注：觉民：《天津通讯》，《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司马氏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了； 终而组织安福俱乐部，制造安福国会，操纵选举，以图控制全面政权，走上极峰地位。不幸它被其后辈吴佩孚所击败，不得不息影政坛，遁迹津门，寄情于三清（注：三清是道教所尊奉的三位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寄情三尊是说段祺瑞皈依道教。），以图伺机再起。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继袁、段而后的中心人物。他既是能征善战的干将，又是制造政潮、玩弄权术的能手。1920年8月， 当南北对峙，并立政府时，他从驻地衡阳通电，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政治主张，企图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政府。这一企图由于张作霖的反对而未能如愿。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他为了打倒奉系，先对由日本和奉系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制造“倒阁”政潮，与奉张进行电报战的政治攻势达三个月之久，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击溃奉系作了舆论动员。
    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但也涉身于政潮之中。他除了在幕后支持梁士诒、潘复之流组阁以控制政权外，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制造了一个临时执政府，又虚伪地拥戴皖系首脑段祺瑞出任执政，并由段祺瑞出面召开善后会议，作出裁军息战的姿态，对人民进行政治欺骗，这个由张作霖制造的执政府在政治制度史上是他以政治为儿戏所产生的一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政治畸形儿而已。
    由于北洋军阀集团的玩弄政治，致使政潮迭起，内阁更易频繁，在短短16年中，内阁更换46次，正式上任和代署的阁揆达29人之多，多则三、二年，少则数月，与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十七年间易揆数数，可称后先媲美！是以政令纷更，社会动荡，人民不仅身受战火兵乱之苦，还要日日处于惶惶不安的心态之中。
    第六，卖国媚外，残民以逞。
    北洋军阀集团以出卖国家利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扩充实力，进而建立反动统治，控制和操纵政权。袁世凯在清末就以出卖路权来乞求帝国主义的培植。当时，他已在清廷中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成为日本在上层培植亲日势力的对象。日方敦促他招聘日本顾问，派遣留日学生和提供新式武器。辛亥革命以后，他为了镇压革命，统治人民和为一姓的尊崇而实行洪宪帝制，更不惜以国家权益换取善后大借款和接受日本的“21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