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兵斯有权，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它更体现在北洋军阀身上。当他们割据一方自雄时，必须要有兵力来维护地盘并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当他们掌握全国政权时又必须运用兵权以实现武力统一，巩固它的统治权。当时全国兵员数目已相当庞大，如1916年全国的正规军、巡防队和杂牌队伍，共计有目兵“约六十五万名（注：北京政府陆军部编：《全国陆军目兵数目单》，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这是官方显然缩小的数字，又未计官佐在内。所以，另一份资料的统计就共有“八十七万八千零九十人”（注：朱清华等1925年2月 13日提《善后会议整理陆军国防案》，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1919年即达138万多人（注：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务司编：《中央及各省区现有军队暨将领姓名、驻扎地点一览表》，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1925年又增至1436180人（注：朱清华等1925年2月13日提《善后会议整理陆军国防案》，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但是，林长民在善后会议第二次大会上对整理军事大纲案发言中指出全国兵额总数应是247万余人。），比之1916年，仅仅十年即增加50多万兵员。当然，北洋军阀集团各派系在其中即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无不抓紧时机，扩充兵员，如直皖战争前，皖系拥有三师四旅的兵力；直皖战争后，直系崛起，其嫡系兵力即有七师五混成旅；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直系兵力已近10万，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大肆扩充，殆达25万人之众。奉系在1921年时拥有5个师、23个混成旅、3个骑兵旅的兵力，而到了1925年9月奉系鼎盛时期，兵员增至36万余人（注：36 万人的分驻情况是：李景林部6万余人，驻直隶；张宗昌部9万余人，驻山东；张学良、郭松林部75000余人，驻京奉路沿线；江苏有奉军33000余人，驻南京、上海、徐州一带；东三省和热河有11万人，驻东三省及热河。）。
    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似乎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就是不论官位多高，都要亲自抓一支军队在手里。袁世凯的权力已达顶峰，但是他仍然要成立一个模范团，自兼团长，名为培训军官，实则抓住实力核心；又专门成立一个“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亲自定夺一切军事要政。段祺瑞媚日卖国，冒天下之大不韪，编练一支“参战军”。一般情况是决不放弃能亲领军队的师长之类的官位，如权倾中外，显赫一时的吴佩孚是以第三师师长兼巡阅使。这是一种以低兼高，悖乎常规的现象；五省联帅孙传芳是以巡阅使兼第二师师长；奉系首脑张作霖除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特区都统三项重要职务外，仍兼任二十七师师长。正因为军权重要，所以一旦打算更动或剥夺其实际军权时往往会发生事故，如吴佩孚曾把直隶督军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河南督军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湖北督军萧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师师长职衔一律开去；他又想免去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王怀庆所兼第十三师师长、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衔，结果在直系内部招来了这些大将的猛烈反对，王承斌甚至到保定面见曹锟，以辞职相要挟。北洋军阀之所以如此“爱兵如命”，是由于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不如此就无法保护他们的地盘和职位，也就无法立足于当世。有些军阀史的研究者就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的研究侧重点。（注：如陈志让教授在所著《军绅政权》中说：“兵养得愈多愈好，军阀的权力愈大；一旦释了兵权或失去了兵权，军阀军自己的生命财产也难以保存。失掉了兵权的军阀的处境比破了产的企业家更危险。”（中文本，第6页。））
    第四，各树派系，荣损与俱。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 ）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页。），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狲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派系明显分立。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目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籍，几无立足之地。
    北洋军阀集团不是单纯的军事集团，而是对政治、军事、财政、外交诸方面都具有操纵控制权的集团，所以它不是清一色的军事集团。它除一批愚而自用，狡而弄权，形形色色的纠纠武夫外，还有一批赞画帏幄，推波助澜的政客帮闲。这些人厕身于军阀幕下，为之密谋画策，而军阀也依靠这些人为左右手而呼风唤雨。两者狼狈为奸，同恶相济，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祸害，如阮忠枢入袁世凯幕未久，就被袁世凯“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注：吴闿生：《北江先生集》卷9，第32页。）。 阮忠枢一直为袁世凯办理“切身政务机密”，充当袁世凯与文武部属间的联络人员。袁则赞誉他“才长心细，学博识优”（注：袁世凯：《道员阮忠枢请留直隶补用并免缴留省银两片》（光绪28年5月28日），见《袁世凯奏议》中，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徐世昌是袁世凯的高级谋士， 为袁世凯起草文告，制定策略，密谋措施，无不用心，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崛起至覆灭全过程的轴心人物。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综揽中枢，又兼理金融，事权之大，罕有其匹。帝制时更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假民国之名，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还网罗了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杨度、赵秉钧、陈璧、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周学熙、田文烈、张一k3k701.jpg、曾广钧等辈作为自己的亲信僚属，结成一幅“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9。商务印书馆十通本。）的政治罗网，抛向全国，这种古无今有的局面正是北洋军阀集团势力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