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经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在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府实际权力期间，皖、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多次大宗交易，据日方已公布资料，段祺瑞向日本进行各项借款达三亿八千余万日元。他为适应日本的需要而以参战之名获取日本经济上、政治上的“援助”，编练了参战军三师。他更肆无忌惮地与日本签定陆海军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华驻军，并享有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直奉军阀也都竞相投靠帝国主义以换取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
    正是由于北洋军阀集团和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相互勾结，遂使二者的利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于是，帝国主义便以政治上的承认与支持为条件而对北洋政府颐指气使；以军事上的资助军火，派遣顾问，训练军队而得以操纵武装，制造军阀混战；以经济上的借款设厂而得以劫取利权资源，终于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掠夺、奴役的对象。军阀们则由于借助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资助，就可以编练军队，增强实力，因而极大地满足帝国主义的予取予求，充当政治买办来巩固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二者日益紧密的勾结，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丧权辱国，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北洋军阀集团在卖国媚外的同时，对内则施行其凶残酷虐的统治，即以袁世凯的军警执法处而言，屠戮残害之罪恶，罄竹难书。衔冤负屈，为数累累（注：王建中：《洪宪惨史·京畿军政执法处冤案录》，京兆商会联合会1925年印本。）。至于连年混战，荼毒生灵，残害地方，破坏生产，尤不可胜言，即如1918年4月间， 湖南醴陵因混战而遭杀害的达二万余人（注：傅熊湘：《醴陵兵燹纪略》1918年印本。）。混战的耗费更是数额惊人，而且岁增不已，据1925年初，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不久的一种统计，年军费支出已达二亿二千万元，较之1916年的一亿四千二百二十五万元，已增多七千七百七十五万元。（注：民国十四年二月，北洋政府陆军部呈临时执政府送各省岁入与军费比较表中说：全国兵额有149至150万人左右，每年约需军费26,000多万元，占民国八年预算全国岁入经费49,040余万元的二分之一强。林长民在善后会议第二次大会上对整理军事大纲案发言中又指出，陆军部所报兵额数不完全，应是247万余人，如此则军费支出势将更大。）
    巨额的军费，再加上所有军阀无不过着奢侈淫佚的生活，沉重的经济负担最终无不转嫁到人民的身上。军阀们利用种种搜刮方式来开辟财源以解决其开支问题。他们的搜刮方式主要有：
    （一）举借内债：据统计，自1912-1926年，北京政府共发行了28种公债，发行总额达876,792,228元，实发行额也达612,062,708元（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66-360页。）。这些都是有借无还的官债。
    （二）勒征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至数十种，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据统计，从1924年四川的盐税附加税竟有26种之多。1914年以后河北省创行了烟酒牌照税和印花税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1、586页。）。
    （三）滥发纸币票券：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2页。）；在河南发行400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8页。）其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人民生活困苦。
    （四）栽卖鸦片：强迫种烟征税，是军阀普遍采用的阴险毒辣手段。陕西眉县、宝鸡及西部各县，对所有农户，不论种否，一律征收鸦片税。湖南湘阴、石门等县，对违抗种烟令者，“除罚洋以外，竟有处以死刑者”（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3、625页。）。这笔收入相当庞大，如1924年，甘肃每亩鸦片烟税为8元至15元不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8页。）。陕西的烟税比田赋要高三至四倍。 刘镇华督陕时，虽仅辖十数县，而烟税收入年达1,500 万元以上（注：武陵《反奉战争时期陕西省各方面之情况》，《响导国报》145期，1926年2月10日。）。尤为恶毒的是，他们还动用武装，贩运鸦片，不仅牟取暴利，还将流毒运往各地，戕害生命。
    其他如田赋预征，兵差折价，临时征发，岁时犒劳等等，无不出自民脂民膏。人民陷于朝不保夕，叫苦不迭，辗转呻吟的绝境。
    从上述六大特点看，北洋军阀集团无疑义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扮演了历史舞台上为人唾骂的丑角；但是，在这32年中，它曾起过的某些客观作用仍有必要作出应有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