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循吏传》，记载了历代清官廉吏的众多卓异事迹[①a]，其重民思想和务实作风颇为突出感人。现摘要简述如下，希能对当前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有所借鉴。
    一重民思想及言行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很早就产生了“民为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②a]，理解人心向背对于社稷安危的至关重要。尤其可贵的是，在重视整个社会民众的情况下，更形成了“人为国本、食为人命、农为急务”的明确意识[③a]，认识到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的至关重要。这种民本思想和重农意识，是古代优秀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历代的清官廉吏，继承和发扬这种优秀传统，与贪官污吏的轻民、仇民思想和害民、扰民暴行相对立，怀着爱民、忧民意识，采取种种养民、利用措施，解除黎民痛苦，改善百姓生活，达到民安邦宁的目的。
    （一）救民水火，赈灾济贫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抗灾能力很小，水旱风雹地震蝗虫经常发生，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苦难。清官们向来以赈灾济贫为要务，每遇灾荒，便打开官仓，放粮赈民，而为此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东汉的张掖太守第五访就是一个典型。史载“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由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奸盗。”[④a]北齐的南清河太守苏琼，也自甘获罪而大力救灾。史载：“郡界大水，人灾，绝食者千余家。”苏琼让郡中的富户先拿出许多粮食，做为自己向他们的借贷，全部散给饥民。然后把民户交纳的官租，用来归还富户，不再上交朝廷。下级官吏提醒他，这样做虽然怜悯饥民，但恐怕他受到连累获罪朝廷。他却坚定地说：“一身获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后来他向朝廷上表说明了情况，使朝廷免予检查，达到“人户保安”[⑤a]。清官们除开官仓放赈外，还常以自己“所得俸禄，赈济贫乏”[⑥a]，或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灾民。北魏太守阎庆胤，“在政五年，清勤厉俗。频年饥馑，庆胤岁常以家粟千石赈恤贫穷，民赖以济。其部民杨宝龙等一千余人，申讼美政。”[⑦a]北魏的另一太守路邕，也以出家粟赈贫而受到朝廷的嘉奖，赐龙厩马一匹，衣一袭、被褥一具。灵太后下诏褒美说：“邕莅政清勤，善绥民俗。比经年俭，郡内饥馑，群庶嗷嗷，将就沟壑，而邕自出家粟，赈赐贫窘，民以获济。虽古之良守，何以尚兹。”[⑧a]
    （二）忧民忧国，为民请命
    封建时代天灾不断，人祸更惨。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奢侈挥霍，是加重人民负担，造成人民痛苦的重要根源。清官良吏忧怜民众，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甚至不惜冒着生死危险为民请命。《南史》就记有两件令人震惊而感奋的事。其一是虞愿面斥皇帝崇佛害民。南朝宋明帝佞佛，所建湘宫寺“费极奢侈”。他为了要超过当时高达七层的庄严刹，本想把湘宫寺建为十层，但因十层太高“不可立”，于是分建两寺各五层。寺建成后，明帝很得意，对新安太守巢尚之夸耀说：“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当时在侧的太常丞虞愿很不以为然，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在坐的尚书令袁粲，听到虞愿出言不恭，吓得大惊失色。果然明帝大怒，令人把虞愿“驱曳下殿”，但虞愿却从容而去，面不改色[①b]。其二是，郭祖深抬着棺材上朝进谏。梁武帝是一个残暴而又伪善的统治者。他怂恿贵族官僚奢侈腐化，贪污成风，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人民不堪重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危机已达到“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程度。梁武帝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一方面对人民的反抗实行严刑峻法，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却伪装成极其节俭仁慈的样子，十分虔诚地信仰佛教。他宣布佛教为国教，本人则三次舍身同泰寺，要出家为僧。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佛教势力迅猛膨胀，仅都城建康就拥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郡县地方更为严重，人民纷纷出家为僧，“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当时在朝的郭祖深，对梁武帝这种“溺情内教，朝政纵弛”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毅然决然“舆櫬诣阙上封事”。他对梁武帝说：“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非其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而郡县苛暴，不加劝奖，今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接着他直指梁武帝，说在他佞佛“慕法”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的危险局面，致使梁朝出现了“游食转众，耕夫日少，纾轴日空”的严重危机。于是他态度坚决地请求梁武帝，大量裁减寺院僧尼，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要统统还俗，从事农业生产。他指出，如果能这样劝农重桑，“广兴屯田”，“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国富人殷”。否则“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②b]。郭祖深上封事二十九条，虽未被采纳，但他赤胆忠心，忧国怜民，其公而无私的忘我精神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为人所深深敬佩。
    当残暴昏庸的皇帝不听劝阻，硬是要把繁重的赋税徭役加在人民身上，良吏们则尽可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以减轻人民的负担。隋末杨广大兴土木，四处巡游，使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异常沉重。再加上“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于是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而唯有贵乡县，由于县令魏德深怜惜民力，而竟能做到“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百姓不扰，称为大治”[③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