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步政策，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对农民战争后新建王朝政治、经济政策的正确评价，并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国以来，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讨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这个问题，成了人们望而生畏的“禁区”。粉碎“四人帮”，禁区摧毁，障碍扫除，现在应该而且可能对这个重要问题认真加以研究探讨了。
    一、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和压迫是地主阶级的本性，阶级本性不可改变，这基本原理，无疑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地主阶级这种不可改变的阶级本性，只决定他们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却并不排除他们有时对农民阶级可以压迫得轻一些，剥削得少一点，因而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前提”下，是可以“向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的。
    剥削阶级可以向被剥削阶级让步，不仅从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确凿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外国历史上；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剥削阶级向被剥削阶级让步的史实，都是屡见不鲜的。以中国历史来说，在秦末、西汉末、隋末、元末、明末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西汉、东汉、唐、明、清等封建王朝，都曾实行过让步政策，减轻赋税，抑制豪强，蠲免钱粮，兴修水利等①，这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外国历史来说，沙皇俄国实行的农奴制改革外，1848年，奥地利政府，也曾减轻赋税，向农民实行过让步②。
    正是基于这些确凿的史实，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一致肯定让步政策的存在。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皇帝（指咸丰）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南方各省、武昌、汉阳的总督和巡抚、减轻捐税，允许缓交，首先是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再受追呼迫切之累’。记得在一八四八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③。列宁对1861年沙皇俄国实行的农奴制改革，明确指出是“政府终于因为害怕全体农民的总起义而让了步”④。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不但谈到了蒋介石由于有很多困难，“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对我党让步。而且还论述了“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⑤。由此可见，在中外历史上，自然也包括中国封建社会在内，让步政策确实存在过，这个铁的事实，是不容抹煞的。
    二、让步政策一般是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和官府对农民压榨程度的不同，同是一种生产关系，却有时基本适应着、有时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生产的繁荣和衰敝。例如，在一些封建王朝的中后期（少数也有在早期的），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租赋徭役的残酷盘剥，使广大农民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终岁勤劳，不能温饱，“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倘再遇水旱之灾，饥馑之年，就只有“卖田宅，鬻子孙”，背井离乡，四处流亡，不但丧失了改善与扩大再生产的可能，甚至连单纯再生产也不能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破坏，统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历史发展面临停滞或崩溃的危机。每当遇到这种“绝境”的时候，只有农民起来暴动，给地主官府和腐朽的统治政权以沉重打击，才能突破这种“山穷水尽”的局面，推动社会生产和历史继续向前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和根本的。此外，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某些新建的王朝，有的曾经向农民实行过一些让步的政策和措施，也能够或多或少起到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作用。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还可以明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清王朝为例。这个王朝早期的统治者顺治和康熙等，都曾向农民施行了一些让步措施，如“废藩田产，号为更名地，皆给于民”，无主荒田，官给印信，永为己业”⑥，“剪除势豪，招致流亡，”⑦“广兴水利，东南则筹疏导之方，西北则资灌溉之益”⑧等等，因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发展：“人民日增，渐次开垦，……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⑨。据有关史料统计，顺治18年（1661），全国耕地面积为5、493、576顷⑩。到康熙50年（1711），已增至6930344顷（11）。农业人口也伴随着增加：顺治18年（1661），全国农户人口为21、068、609丁口，到康熙50年（1711年），已增至24621334丁口（12）。由于生产发展，统治者的租赋收入，明显增加：“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之处”（13），再后到乾隆45年（1780），虽“赋税并未增加”，但比以往“财赋更足”，纵然“中间普免天下地丁钱粮三次，蠲免天下漕银两次，又各省偏灾赈济，及新疆、两金川军需所费何啻万万两”，可是仍“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14）。这就是被旧史家称道的“乾嘉盛世”。
    当然，历代封建王朝实行让步政策，主要受惠者还是封建官僚、地主豪强。而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民，往往较少、甚至根本受不到实惠，即所谓“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15），和“蠲免钱粮，但及业主，而佃户不得沾恩”（16）的现象。并且，旧封建史家对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乾嘉之治”等的描绘，也都存在夸张溢美之词。但不论如何，比起旧封建王朝来，衰敝的农业经济，得到明显恢复发展，出现欣欣向荣的面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有数几个比较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个基本事实，还是不容否认的。
    此外，也要指出，让步政策促进生产恢复发展的作用，有的大些，有的小些，有的则不明显。所以，只能说“一般是”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不能加以绝对化。同样，某些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有的统治王朝，作了让步。有的并无明显让步，或根本不曾让步。那种把让步政策当成规律，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的公式，显然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