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让步政策，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政”
    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向农民施行让步政策呢？他们和他们的御用史家，都说是出于统治者“关怀民瘼”、“爱民如子”的慈悲心肠，从“修德惠民”出发而推行的一种“仁政”。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事实是，他们做的让步，不论或大或小，毫无例外都是被迫的。这大致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大起义之后，新建王朝的统治者，亲眼看到或听说了起义农民以暴风骤雨之势摧毁旧王朝的巨大威力，从中接受教训，被迫不得不做些让步，以免再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反抗，重蹈前朝的复辙。这一点，有不少新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心有余悸，直言不讳的。如汉初刘邦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找出“秦之所以灭，刑严文苛”（17）的原因，因而“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宽厚”，“刑罚用稀”（18）。唐太宗李世民从隋王朝被颠覆中接受教训，注意向农民让步，说：隋炀帝“征求无已”，“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人力不堪，相聚为贼。……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戒。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19）。并谆谆告诫太子诸王：“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主可不畏惧”（20）。又如清世祖顺治从李自成起义颠覆明王朝这一巨大事变中，也受到深刻教训，在顺治2年的一份诏令中说：明末“寇起民离，祸乱莫救”，“覆辙在前，后人炯鉴，亟宜痛加悛改”（21）。在顺治14年10月给户部修著《赋役全书》的诏令中还说：“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殷鉴”（22）。因而主张“勿朘民生”，“要在宽舒”。并在即位之初，就废除了明王朝的“加派”。其原因有如兵科右给事中李化麟所说：“加派乃明季陋习，民穷‘盗’起，大乱之所由。我朝应运，首革此弊”（23）。
    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并未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但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风暴，迫在眉睫为了防“患”于未然，有些王朝的统治者，便实行了改良。而“改良”，也就“是统治阶级的让步”（24）。在中国，如北宋中期，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宋王朝面临严重局面，王安石建议变法，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汊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指出如不变法让步，则“社稷之托，封畺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25）其他象明代的张居正变法，清代的戊戌变法，也都属于这种类型。在外国，如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前，沙皇看到人民起义就要爆发，就曾提出警告：“与其等待下面起来解放自己，不如从上面解放他们”（26），凡此类似史例尚多，无需逐一赘举。
    关于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革命导师早就作过深刻的阐明，指出“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27）。否则的话，如果剥削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必然要或者造成生产的破坏，或者激起被剥削者大规模的反抗，不但难以继续进行剥削，就是连自身的统治地位，也将无法保住的。列宁讲得就更直接了当，他说：“资产阶级日益腐朽，必然要灭亡，于是，就极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28）。列宁这里虽是就资产阶级而言，但从用让步来“延缓灭亡”、“保持政权”的目的来讲，一切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同样也是并不例外。北宋的包拯，在上宋仁宗的一份奏议中谈到对农民让步时说：“安之之道，惟在不横赋，不暴敛。若诛求不已，则大本安所周哉”（20）？唐太宗李世民讲得更明白：“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0）。十分清楚，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实质，是养鸡取卵，是用多少改善被压迫阶级的处境以维护其统治的措施，就其阶级实质说，是镇压与欺骗两种统治手段中的一手，而决不是什么“仁政”。
    四、让步政策一般应予肯定
    让步政策既然从根本上说是剥削阶级为了“延缓灭亡”、“保持政权”的一种策略性措施，而不是什么“仁政”，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加以否定呢？回答是不然。这里，关系到几个比较复杂但很重要的有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必须加以说明。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因此，作为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国家、政权、法律和政策等，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积极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封建王朝的让步政策，同样也毫不例外地属于这样一种上层建筑。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政策时，必须把它的阶级实质揭露出来。不这样做，就是背离了阶级观点。但是却不能把阶级实质的揭露，当成否定这一政策的判决书。因为，尽管说这一政策是“不彻底的”、“虚伪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延缓灭亡”、“保持政权”。但在客观上则起了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作用。特别在封建社会的中、前期，由于新的生产力和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新的阶级，还未出现，变革旧生产关系的条件，还不具备，推翻旧社会制度、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还未提到日程上来。因此，生产的发展，还只能通过对封建生产关系的调节和缓和来实现，如改变土地高度集中和封建剥削压迫的过分残酷的情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推翻封建剥削制度。从而，这种让步政策，尽管说仅只是客观上起了缓解生产力的束缚、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和促进了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一般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其次，这里还牵涉到如何正确认识国家职能的问题。“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最根本的原理。我们研究任何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问题，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理，揭露批判其剥削压迫的阶级实质，否则就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革命导师还告诉我们，国家还具有缓和阶级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职能。恩格斯说：“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31）。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国家具有管理生产的职能，而且很强调这种职能的重要性，认为“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是决定于政府的好坏……”（32）。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所以恩格斯着重指出，要象马克思那样“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历史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33）。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还肯定“在当时（按指原始公社瓦解时期）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强调“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欧洲”，也“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34）。在这里，革命导师对国家、国家的职能及其作用，做了多么精湛而又全面的分析！对待封建社会的封建王朝及其推行的让步政策，我们也必须遵循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对它这种“暂时的历史的正当性”，给予应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