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针对林彪一伙鼓吹的“天才论”、“英雄创造历史论”，毛泽东同志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哲学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要展开讨论，弄清什么是历史唯物论，什么是历史唯心论。这个号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该问题的研究从来就没有深入展开。只有一种“权威”观点，它至今仍很有影响，即“奴隶创造历史论”（以下简称“奴隶论”）。其基本内容是：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英雄创造历史和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两者“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奴隶创造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总结”。在坚持贯彻“双百”方针的今天，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仔细检查“奴隶论”给理论研究和现实斗争带来的种种后果，感到它的正确与否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一）
    “奴隶论”主张，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就把整个人类社会分成彼此对立的两部分，即创造历史的“奴隶”和不创造历史的“英雄”。
    那么，什么是“奴隶”？什么是“英雄”呢？在不少的文章中，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是需要，对此作了形形色色的解释，赋予“英雄与奴隶”对立的社会结构模式以多种的内容。譬如，有的把“英雄”说成是剥削阶级，把“奴隶”说成是劳动群众；有的把“英雄”说成是专事脑力活动者，把“奴隶”说成是从事体力劳动者；有时“英雄”指少数杰出人物，“奴隶”指除此而外的人类；有时又将某一阶级的领袖称作“英雄”，“奴隶”则泛指这一阶级的其他成员；等等。这里，说法尽管很乱，缺乏概念的确定性，但也万变不离其宗，即“英雄”和“奴隶”是互相对立的。
    可惜，这种把人类划成“创造历史的奴隶”和“不创造历史的英雄”的两分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们要问，剥削阶级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起作用吗？人们要问，专门从事于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脑力活动者不创造历史吗？不是的。精神财富的生产在任何历史形态中都是不可缺少的。那种把知识分子的作用看成可有可无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人们还要问，难道少数杰出人物和阶级的领袖的活动，只是历史海洋上的浪花，一触着沙岸就被击破而不留任何痕迹吗？古今中外的史实早已证明，个人能够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斯巴达克、陈胜、吴广、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孙中山，还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历史的创造是不能缺少他们的。试拿中国革命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二）
    那么，历史是谁创造的？查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未见“奴隶论”的论述。请看恩格斯的阐明：“……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如果我们没有错误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结论很清楚，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其他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话。
    然而，在一些哲学教科书、通俗的或专著的历史唯物主义读物里，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有意回避。为什么？有人说，这种理论不彻底，是折衷主义。这大概就是“奴隶论”畅通于理论界的原因吧！撇开政治上的原因不谈，不少同志信奉“奴隶创造历史”，确实是出于批判“英雄创造历史论”（以下简称“英雄论”）的良好愿望。
    其实，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结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英雄论”才得出的，两者是不矛盾的。“英雄论”的要害，是主观臆造出“英雄”与“群众”的对立。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布鲁诺·鲍威尔一伙就认为，历史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即“批判和批判者”创造的，而群众则是“没有灵魂”的“惰性物质”，是“精神的真正敌人”。他们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非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英雄，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积极因素产生的。后来，俄国的民粹派也承袭了这种观点，米海洛夫斯基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英雄与群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雄史观的错误并不是谈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是把这种作用虚幻化，绝顶抽象出一种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的、超阶级、超民族、超历史的所谓“英雄”与“群众”的对立。这种对立，只不过是唯心主义主张的“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在社会领域的体现。“英雄”等于精神，“群众”等于物质。根据这种观点，如马、恩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贤人、贵人同愚人、贱人的矛盾。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所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人们应该崇拜天才，并接受他们的统治。这样的英雄简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超脱凡世的神。一八四四年马、恩把他们合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取名为《神圣家族》，为的就是讽喻鲍威尔一伙以救世主自居的丑态。“神圣家族”原是意大利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的一幅画，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是一群天使和神甫。可见，“英雄论”说到底是主张意识、上帝创造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这种人不是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它包括社会上的每一成员，是现实生活中从属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我、你、他。这就是说，一切现实的人，不论他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不管他是脑力活动者还是体力活动者，不管他是领袖还是群众，对于现实的历史来说都是起着作用的。
    我们说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这决不意味着各种不同的社会成员创造历史的作用是相同的、相等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物质资料生产者是创造历史的基本力量。否定或低估这种力量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受到批判。马克思说“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斯大林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正是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应当注意决不允许抹去“首先”两字，把“首先”变成“唯一”，就会排除其他社会成员的作用。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全部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的阶级推动历史前进，反动阶级阻碍历史发展，性质不同，不容混淆。但是，如果说反动阶级的活动不是现实的历史活动，没有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则显然是说不通的。还有，把领袖看作唯一的历史创造者，固然是不对的，而那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重大作用的观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任何成为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些：他们把先前的社会理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们担负着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们是英雄，少了他们，历史是不会自行造成的。
    为什么一些同志，自认为“奴隶论”是批判“英雄论”的，却仍然陷身于“英雄”与“群众”对立的泥潭之中？
    这是由于认识上的形而上学性。他们不是象经典作家那样紧紧抓住“英雄论”的要害进行批判，而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你讲“英雄创造历史”吗？我就讲“奴隶们创造了历史”。表面上看，这样一来似乎从理论上同“英雄论”迥然相反，实际上，都是殊途同归，在“奴隶论”的外衣下保留了“英雄论”主观想象出来的社会结构模式，即那个早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的“英雄”与“群众”的对立。今天，“英雄论”的学说已经显得破绽百出，能够思考的人相继加以抛弃。但是，这一学说所引起的混乱竟使一些人走向“奴隶论”，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极热烈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容宽恕的。为了反题而忘掉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括的真理成分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观点来。”（见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